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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她的日记(一) 五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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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阴。
今天母亲透析回来吐了。在卫生间里,扶着洗手台,把中午喝的半碗米汤全吐了出来。我站在门外,听见她干呕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像有什么东西在她胃里翻搅。我没有进去。不是不想,是她不让。她每次吐的时候都会把门锁上。她说囡囡你别进来,妈没事。她总是说妈没事。透析八年了,她每次都说完没事。
后来她吐完了,冲了水,洗了脸,打开门。看见我站在门外,愣了一下。然后冲我笑。嘴角翘起来,很薄。像冬天窗户上结的霜花,手指一碰就化了。她说囡囡你怎么站在这儿,去写作业。我说好。
我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边。数学卷子摊在膝盖上,导数题,求函数单调区间。我盯着那道题,一个字都看不进去。隔壁传来母亲翻身的声音,床板咯吱咯吱响了几声,然后归于沉寂。透析机的嗡鸣声还在,低沉,规律,像某种不会停歇的心跳。
我把卷子放下,从枕头底下摸出这个笔记本。
宋晓然说写日记会好一点。她说她把所有不开心的事都写进日记里,写完就觉得那些事从身体里被搬出去了,搬到了纸上,就不再压着她了。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我决定试一试。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放那些东西了。
我从头开始写。
开学第一天。九月一日。晴。
他坐在我右边。张建国让他和我同桌。他坐下来的时候带过来一阵风,风里有薄荷洗衣液的味道。他的睫毛很长,低头的时候会在颧骨上投一小片阴影。他冲我笑了一下,标准得像被尺子量过。我没有笑。我不知道怎么笑。我怕我笑了,他就会发现我的牙齿不太整齐,就会发现我校服袖口磨出了线头,就会发现我手腕上的电子表是用透明胶缠着的。我怕他看见这些,所以我没笑。
他帮我捡了橡皮。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橡皮放在我桌上的时候,碰到我的课本边缘,往旁边挪了一点点。我把那一点点记了一整节课。
九月十六日。食堂。
他把红烧肉推过来,说吃不完。他的耳廓是红的。我看见了。日光灯那么亮,他的耳廓红得像被火烧过的纸边。我低下头,把肉夹进嘴里。很烫,烫得我眼眶发热。我说是烫的,其实不是。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种感觉。像有什么东西被人从很高的地方倒下来,灌进我身体里,很暖,但也很重。因为我知道,我接住的每一份好意,都是欠下的债。而我欠不起。但我还是吃了。一块,两块,三块,把碗底的卤汁也拌进饭里吃干净了。因为那是他推过来的。
十月二十三日。楼梯间。
我撞见他被高年级的堵在楼梯间。他靠着墙,拳头攥紧了又松开,五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松开。他没有还手。不是打不过,是不敢打。他怕打了之后,学校通知家长。他怕他爸。我不知道他爸对他做了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定很疼。因为他在松开拳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是隐忍。十六岁的人不该有那种表情。那种把所有的疼都锁进某个很深的地方,深到连自己都够不着的表情。
我躲在防火门后面,指甲掐进掌心里。掐破了皮,渗了一颗很小的血珠。我没有进去。我太怕了。怕被人看见,怕被人知道,怕成为人群中间的那个点。我花了十六年学会把自己缩到最小,缩到没有人注意的角落。如果推开那扇门,我缩起来的所有东西都会被人看见。所以我没进去。
我在日记里写:沈渡川,你在怕什么。
十一月十二日。篮球赛。
他摔了。右膝磕在水泥地面上,破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我是第一个冲下看台的人。我不记得自己怎么跑过去的,只记得风从耳边灌进来,很冷。我蹲在他面前,手按在他膝盖上,手指在发抖。他的血从纸巾边缘渗出来,温热的,混着碘伏的味道,把我的指纹染成了淡红色。他低头看我,笑了一下,嘴角只翘起一边,说:“听风的,你哭什么。”
他叫我听风的。中间多了一个“的”。那是他第一次这么叫我。我伸手摸脸,摸到一片湿。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哭的。
后来校医给他处理伤口,我站在门口。他坐在诊疗床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右膝缠着一圈白纱布。夕光照在他侧脸上,颧骨上那道被抓伤的痕迹已经结痂了,淡粉色。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把裤腿放下来,盖住了那圈白纱布。他不想让我看见。我也没让他知道,我全都看见了。
十一月二十日。运动会。
我跑800米,最后三十米摔了。眼前一黑,膝盖软下去。摔下去之前,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很粗,很响,像拉风箱。煤渣跑道朝我的脸扑过来,黑色的,细碎的,温热的。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在校医室。他坐在床边,手里端着一碗白粥。粥是他从食堂打的,熬得很稠,米粒都化了。他看见我醒了,把碗递过来,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右鞋帮上蹭了一道灰白色的划痕。他的右膝盖上还缠着绷带——篮球赛的伤口没好全。他抱着我跑过操场的时候,那条右腿每一步落地都在疼。但他没有停。他说你太轻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闷闷的,像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手指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指关节泛白。
那是十六年来,第一次有人抱我。
十二月三十一日。元旦晚会。
宋晓然给我化了妆,借了我一条浅蓝色裙子。领口有蕾丝边,裙摆到膝盖。我穿上之后,站在窗户前面看自己。窗户玻璃上喷着人造雪花,她用袖子擦出一小块干净的圆圈。我从那个圆圈里看见一个穿裙子的女生,锁骨很凸,腰身有点空。那是我吗?我不知道。宋晓然说好看。她的眼眶红了。
他唱了《那些年》。抱着吉他,坐在教室中间。右膝上还缠着绷带,坐下来的时候裤腿往上缩,露出白色的边。他唱到“那些年错过的大雨”时,声音在“大雨”两个字上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唱。吉他的和弦独自走了两拍,像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路上走了一段,然后另一个人追上来。
我坐在第一排,离他不到两米。他低着头,看着吉他的指板,额前的头发垂下来挡住了眼睛。没有看我。整首歌,没有看我一眼。
后来在楼梯间,许知意问他觉得林听风今天怎么样。他说没注意。三个字。声音很平。我站在二楼拐角,抱着换下来的裙子。手指陷进棉布里。他说没注意。我蹲在香樟树下,把裙子埋了。手指挖进土里,冰凉的,湿漉漉的。浅蓝色一点一点被泥土盖住。我想,没注意就没注意吧。反正我也没敢让他注意。我连看他一眼都不敢。
一月一日。寒假。
他发了一条消息:新年快乐。凌晨零点一分。我看到了,没有马上回。我打了十七遍。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沈渡川。新年快乐,你寒假过得怎么样。删了打,打了删。最后只发了四个字:新年快乐。凌晨一点十七分。离他发消息,过了一小时十六分钟。他秒回:新年快乐,听风的。中间多了一个“的”。
我抱着手机,把“听风的”那三个字看了很多遍。然后锁屏,把手机扣在膝盖上。透析室的日光灯冷白色的,母亲在床上睡着了,呼吸很浅。我把手机翻过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放回口袋里。
我没有回。因为我不知道回什么。我想说新年快乐,我也想你。但我说不出口。我连“想你”两个字都不敢打。我怕打出来,就收不回去了。
二月十九日。晚自习的路。
他开始在晚自习后多留十分钟。我也多留。不是约好的,是我们都没有走。他推着自行车跟在我身后,隔着两米。从教学楼到校门口,三百米。他走了三百米,我听见他右脚的落地比左脚重一点点。那个节奏我太熟悉了。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前面,我的影子瘦,他的影子高,两个影子几乎要碰在一起了,但始终差一点点。
他在校门口说明天见。声音很低,像怕被风听见。我没有回头。但我把那三个字记住了。记了一整夜。
三月四日。草稿纸。
我无意中看见了他的草稿纸。上面写满了我的名字。听风的。听风的。听风的。三遍,一遍比一遍用力。我假装没看见,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卷子。心跳得很重,重到我怕他听见。后来我给他写了纸条,只有四个字:你的草稿纸。他把纸条翻过来,看了很久,然后放进口袋里。耳廓红着。比我的耳尖还红。
四月十一日。物理竞赛。
我送了他一支笔。黑色中性笔,笔杆上有一道划痕。不是我买得起的。我在文具店站了很久,最后拿了这支。因为它是唯一有瑕疵的,处理的,便宜。其实不是处理的。是我只买得起有瑕疵的东西。我把笔放在他桌上,说给你竞赛用。他拿起来,用拇指摸了摸那道划痕。他问我为什么有一道划痕,我说处理的便宜。他没有拆穿我。他只是把笔放进了笔袋最里面的那格,拉链拉上。那天晚上,他发消息问我中午吃的什么。我没有回。因为中午我只喝了一碗食堂的免费汤。我不想让他知道。
四月二十五日。纸条。
我给他写了“竞赛加油”。竞赛已经结束了,成绩都下来了。但我还是写了。因为我不会写别的。恭喜、你考得真好、我为你高兴——这些我都不会写。我只会写竞赛加油,像高一上学期那个只会把自己缩到最小的林听风。但这一次,是我先写的。
他回了一个字:好。
我把那张纸条摸了很久。纸很薄,他写字很用力,背面能摸到凸起的笔画。那是我第一次摸他的字。我把纸条和另外五张放在一起,用皮筋扎起来,塞进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把它们摸一遍。从“多喝水”到“好”。六张纸条,七句话。从秋天到春天。每一张都是他先写的。只有最后一张,是我先写的。
我不知道我写这些干什么。宋晓然说写日记会把不开心的事搬出去。但我写的这些,不是不开心的。是我最开心的。是我十六年来,最最开心的。可是为什么,我写到这里,眼泪一直在掉。
我把笔记本合上。用手背擦眼睛。手背湿了,校服袖子也湿了。
母亲在隔壁咳嗽。一声接一声,闷闷的。我放下笔记本,去厨房给她倒水。水壶是铝的,底已经烧黑了。我倒了一杯热水,端过去。母亲靠在床头,脸色白得像旧报纸。她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手在抖。水从杯口洒出来,洇在被子上,深蓝色的被罩洇出一个更深的圆。我把杯子接过来,放在床头柜上,扶她躺下。她躺下去的时候,整个人陷在被褥里,像一个很轻的、随时会被风吹走的东西。她说囡囡,妈没事。
每次都是这一句。
我坐在床边,等她睡着。透析机的嗡鸣声在墙角响着,低沉,规律。她睡着之后呼吸变得很浅,嘴唇微微张着。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她的肩膀。然后回到自己房间。
坐在床边,重新翻开笔记本。翻到刚才写的那一页,看到最后一行字。墨水还没干,被我用手背蹭花了一点。我拿起笔,在最后又加了一行:
“五月一日。阴。我写了很久,把从开学到现在所有的事都写了一遍。写完之后,心里没有变轻。反而更重了。因为我把它们写下来,才发现,原来他做了这么多。而我一件都没有还。”
我把笔记本合上,塞进枕头底下。和那六张纸条放在一起。
躺下来。面朝墙壁。墙上那排记号,从二月十九日开始,一道一道,刻了十几道。我用指甲摸了摸最下面那道——四月二十五日,她先写了纸条,他说好。然后我在旁边又刻了一道。五月一日。写日记。心里更重了。刻完之后,我把手指蜷起来,贴在胸口。
隔壁,母亲的咳嗽声停了。透析机还在嗡嗡地响。窗外,巷口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小片模糊的光斑。飞蛾绕着灯泡在飞,翅膀扑棱扑棱的,撞在灯罩上,极轻极轻的声响。
我闭上眼睛。
黑暗中,我把他写过的那些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多喝水。明天还有红烧肉。该生。别听。要。好。六个字——不对,“该生家庭困难,情况属实,建议批准”不是六个字,是十几个字。但我把它记成了“该生”。因为他写那两个字的时候,落笔最重。墨迹洇透了纸背。像他把所有的、说不出口的话,都压进了那两个字里。
该生。该生。该生。
他在草稿纸上写了两遍。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底下,笔记本和六张纸条硌着脸颊。硬的,温的。我用力压着它们,像压着某种不敢松手就会飞走的东西。
明天是五月二号。星期四。有体育课。他大概会去打篮球。我会坐在看台上,拿着英语单词本,假装在背单词。宋晓然会在我旁边画速写,画他投篮的样子。她会问我画得像不像,我会说不像。其实很像。她画的每一个他都像。但我不会承认。就像我不会承认,我每天在日记里写的那些字,其实都是写给他的。只是他永远不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