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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秦姨的故事 三十岁那年 ...

  •   三十岁那年春天,秦姨过生日。苏晚买了一束花,又订了一个蛋糕,提前一天跟老余学了手冲——不是老余那种能开咖啡馆的水平,但至少能冲出不会太酸也不会太苦的味道。
      晚餐是秦姨自己做的。她说生日这天厨房不许别人进,一个人在里面忙了一整个下午,做了六个菜,摆了满满一桌。
      粉蒸肉是她的拿手菜——五花肉切得薄而均匀,米粉裹得松散不糊,上蒸笼之前铺一层干荷叶垫底。这道菜她极少做,只在春节或是她女儿回国探亲时才会花半天功夫蒸一笼。今天她蒸了两笼。
      苏晚端着碗坐在餐桌前,忽然意识到,今天这顿饭并不是因为秦姨过生日才做这么多菜——是因为秦姨想用对待最重要之人的规格,来招待她。
      秦姨还开了一瓶黄酒。
      她平时不喝酒,说酒喝多了手抖,改卷子改了一辈子,手抖了就不是老师了。但那天她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也给苏晚倒了一杯。黄酒温过之后有一股糯米的甜香,蒸汽里混着酒气和热气,模糊了秦姨的眉眼。
      喝了半杯之后,秦姨的话变多了。
      她先说的是她女儿。女儿在德国斯图加特,嫁给了一个做汽车工程师的当地人,生了一个混血的外孙。外孙会说三句中文——“你好”“谢谢”“外婆”。秦姨每年视频的时候都会教他新的中文单词,去年教了“桂花”,今年打算教“月亮”。
      女儿叫她过去同住,那边的养老条件好、空气好、房子大、后院还能种菜。她去了半个月就回来了。“在那里推开门都是外国人,连隔壁邻居家的狗都是用德语叫的,连狗吠都不是我能听懂的语言。”秦姨说,“那里什么都好,就是不是家。”
      “这里呢?”苏晚问。
      秦姨没有立刻回答。她喝了一口酒,酒液在杯沿上停了一下才入口,像是那口酒里含着什么不该被一口吞下的东西。然后她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这棵银杏她看了十五年,树是丈夫去世那年小区改建时种的,种下去的当天下了场大雨,秦姨撑着伞给树苗挡了一整夜的风,她女儿在屋里喊妈妈进来,她说“树比人难活,树不会自己找伞”。
      “我丈夫走的时候,”秦姨忽然开口,声音平静得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女儿刚上初中。我一个人拿退休工资供她上学,所有亲戚都说应该劝我让女儿读国内的大学、近一点。我没听,把女儿送出国。最难的时候,我一个月生活费只花两百块。两百块,在杭州,你知道怎么活吗?”
      苏晚没说话。她想起秦姨说过的那句话——吃饭是一个人活着的底线。那时候她以为是教训,现在听来,那是秦姨用自己的人生总结出来的唯一的道理。
      “他走的时候,一点征兆都没有。”秦姨看着窗外,银杏树的枝叶在夜风里轻轻晃着,新绿的叶子上还挂着白天浇花时沾上的水珠,“早上还跟我说,今天买的鱼挺新鲜,晚上蒸了吃。中午在办公室,人就没了。心梗。三分钟。”
      苏晚握着酒杯的手没有动。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买菜。不是没钱,是每次拿起鱼就会想起他那天早上那句话。后来不买鱼了,改买排骨,排骨炖汤他以前也夸过。又过了一段时间,排骨也不买了。后来就什么都不买了——每天随便吃点,对付一顿是一顿。女儿在学校吃食堂,我一个人在家,做饭给谁吃?”
      苏晚又想起那些泡面。她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把泡面袋撕开的时候,心里不是没想过“这对自己不好”,但那种“不好”反而像一种对自己的惩罚——好像对自己越不好,就越符合她当时觉得自己一文不值的自我评价。
      “后来有一天,女儿放学回来,饿着肚子等了一个小时我还没做饭。她在厨房门口小声问了一句‘妈妈,我们是不是没有钱了’。我就看着她,忽然觉得我不是在饿自己,我是在饿她。”
      秦姨又倒了一杯。酒瓶已经空了三分之一。
      “就是从那天开始,我每天认真做饭。不为别的,就为了吃饭的时候,家里有声音。炒菜的声音也好,碗筷碰撞的声音也好,汤烧开的声音也好,那些声音能把心里的静填满一点点。后来我就习惯了,习惯到不去做一桌菜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
      苏晚看着秦姨。六十五岁的秦姨,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比她刚来杭州时深了一些,但背脊还是跟第一次见面时一样挺直。她坐在满桌的菜前面,身边是那棵陪了她十五年的银杏,墙上挂着女儿和外孙的照片,电视还是开着,声音很低,播着某个苏晚叫不上名字的电视剧。秦姨把一个人的生活过成了一支队伍——认真、体面、不将就。
      “秦姨。”
      “嗯?”
      “那你现在不孤独了吗?”
      秦姨没有立刻回答。她拿起筷子给苏晚夹了一块粉蒸肉,肉片在筷子间颤了一下,落在苏晚碗里。她自己碗里没什么菜,她一直在吃盘子边上那碟切得极细的凉拌青笋丝。
      “孤独还是孤独的,”秦姨放下筷子,声音很轻但很清楚,“但我不怕孤独。我怕的是习惯了孤独之后,有人突然对我好。这两年你住在这,偶尔回得早就在客厅陪我看电视剧,回得晚我也知道走廊里有脚步声。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放在一起,我就不太记得自己一个人了。”
      苏晚的鼻子酸了。她低下头,把粉蒸肉夹进嘴里慢慢嚼。肉蒸得酥烂,荷叶的清香渗进了每一层肥瘦的纹路里。她嚼了很久,嚼到肉的纤维全部散开,嚼到眼眶里那阵酸意慢慢退下去。
      “秦姨,”她放下筷子,“以后你每年生日,我都给你做饭。”
      秦姨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不是平时的审视和打量,是一种苏晚从来没在秦姨眼里见过的柔软——不是软弱的软,是那种把一辈子刚硬的外壳卸下来之后,露出来的、最里面的、还能被触动的东西。
      “你做的饭能吃?”
      “可以学。”
      秦姨低下头,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酒瓶里的黄酒已经只剩薄薄一层底了。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苏晚注意到,她今晚比平时多擦了好几次手,每次都是在说话之前,或者说完之后。像是一个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师在斟酌措辞,但今晚的措辞比任何一堂课都难。
      “苏晚。”秦姨放下酒杯,声音忽然变得更慢了。
      “嗯?”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苏晚看着她。
      “不是没让我丈夫早点去做体检。不是没跟女儿多说几句‘妈妈爱你’。是这十五年里,有两个人对我好过。一个是有一次在老年大学认识的退休干部,他给我写过三封信,写得很认真,第一封说自己退休前在省直机关,第二封说儿女都成家了,第三封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吃顿饭。还有一个是以前楼上的邻居,老伴走了很多年,每天下来遛弯都顺便帮我带一份报纸。带了整整一年零三个月,有一天他把报纸递给我的时候,在报纸上写下了一句‘你辛苦了’。他字写得很差,歪歪扭扭的。我把报纸夹在旧书里,夹了快三年。”
      “后来呢?”苏晚问。
      “后来我都没答应。”秦姨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不是他们不好。是我觉得,我都这个年纪了,一个人也过了这么多年,习惯了的孤单,没有人接手便是一种常态,可一旦有一个人伸手接过去,将来他走了我该怎么办?我怕的不是孤独——是有人来了又走,比从来没人来过更难熬。”
      苏晚愣住了。
      秦姨看着她。银杏叶在夜风里沙沙地响,像无数只小手在轻轻鼓掌,又像无数张嘴唇在低低说话。
      “丫头,你别学我。”秦姨的声音有点哑,大概是酒喝多了,大概不是,“有人对你好,你就接着。别想那么多。想多了,就把人想跑了。”
      苏晚没有说话。她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光秃秃的枝干在路灯下投出清晰的影子,跟她来杭州第一年那个冬天一模一样。但树高了一截,她也高了一截。
      她忽然想到陆沉——想到那个在暴雨里把伞递给她然后自己淋着雨走进停车场的人,想到那个在车载暖气里不动声色把外套盖在她身上的人,想到那个发了一条消息等了她三年的人。
      秦姨说,有人对你好,你就接着。
      可是她已经跑了。她跑了三年,还有资格接吗?
      那天晚上,苏晚帮秦姨收拾完桌子,洗了碗,把剩下的菜分装好放进冰箱。秦姨喝得有点多,靠在沙发上不到十分钟就睡着了。苏晚从她卧室里拿了一条毯子出来,轻轻盖在她身上。秦姨翻了个身,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话,苏晚凑近去听,听不清,像是在唤一个名字——也许是她的丈夫,也许是别的什么人。
      她关上电视,留了一盏小灯,然后轻轻带上门。
      回到自己房间后,苏晚靠在床头,打开手机相册,翻出“不要点开”的文件夹。她滑到那张落日——二十三楼落地窗外被城市天际线切割成规整形状的夕阳,那是她离开上海前拍的最后一扇窗。然后她滑到今天刚存的那张照片——今晚的晚餐。满桌的菜,秦姨坐在对面,手里端着酒杯,眼角有一点笑意。照片拍糊了,但苏晚觉得那是她今年拍得最好的一张。
      她把手机放在床头,关了灯。
      窗外银杏树的新叶在夜风里轻轻响着。她闭上眼睛,脑海里回响着秦姨那句话——“有人对你好,你就接着。”
      她想起那个匿名ID的打赏记录。想起“写得真好”四个字。想起那条存了三年多的消息。
      秦姨说别学我。外婆说桂花年年都会开。
      也许,她想,也许到了该相信某些事情的时候了。不是相信别人不会离开,而是相信自己值得别人留下。
      她翻了个身,第一次在想起陆沉的时候,没有把那个念头藏进“不敢想”的抽屉。她只是让它停在那里,像窗外的月光一样,不急着天亮,也不急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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