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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自由职业的起点 拒绝了林医 ...

  •   拒绝了林医生之后,苏晚的生活反而变得比以前更清晰了。
      那种清晰不是突然的顿悟,更像是清晨的雾气一点一点散去之后,原本就在那里的山忽然显出了轮廓。她以前总觉得山是模糊的,看不清自己离它有多远;现在雾散了,山还是那座山,距离也没有变,但她至少知道自己面朝的是什么方向。
      她把省下来的谈恋爱的时间全部投入了工作。
      二十九岁这一年,她的自由职业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活源从一开始的零星散单变成了稳定的客户群体——有三家品牌跟她签了年度合作,两家是之前合作过的客户介绍来的,第三家是看了她写的文章主动找上门来的。
      她从公众号写到了品牌全案,从一篇文章五百块做到一个项目五位数。以前她接单的策略是“别人给什么做什么”,来者不拒,一篇产品文案也接,一段公众号推文也接,连朋友圈文案的零碎活都接过;现在她开始有选择地推掉那些不符合她定位的项目,不是挑客户,是挑自己能做好的事情。这个转变她自己都没察觉到,是小陆发现的。
      “你以前说‘好’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谢谢你看得起我’。”小陆有一天晚上蹭空调的时候忽然说,麻薯正趴在她腿上打呼噜,“现在你说‘好’,是‘可以,这个我来做’。你比以前贵了。”
      “报价是涨了。”苏晚说。
      “不是价格,”小陆想了想,想找一个合适的词,想了很久,最后说,“是你的语气不道歉了。”
      苏晚愣了一下。她想起上次给一个客户发报价,老客户介绍的品牌方,预算不小,但合作条件有些苛刻——对方要求在合同里加一条“无限修改权”,意思是改到满意为止。
      苏晚看完合同,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再三然后回一句“可以的,但修改次数能不能有个上限,如果可以的话”,而是直接在修改意见栏里写了“修改上限三轮,超出另计费用”。发出去之后她没有撤回,也没有在对话框前等回复等到手心出汗,而是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写稿。一个小时后对方回了一个字:“好。”
      她把那个“好”字截了图发给小陆。小陆回了一张麻薯翻白眼的照片,配字:“你终于学会了。”
      真正让苏晚觉得自己“站住了”的,是二十九岁那年秋天签下的一笔大单。
      客户是一个新消费品牌,做女性护肤品的,创始人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性,在看了苏晚某篇写职场女性的文章之后辗转托人找到了她。她们约在老余的咖啡馆见面,聊了三个小时。
      创始人说自己之前找过广告公司,对方给她的方案里全是“让女性变得更好”的文案,她说:“我不想告诉我的用户她们不够好。她们已经很好了,她们需要的不是被人说‘你应该更好’,是一套好用的护肤品。”苏晚问为什么找她,创始人翻出手机里保存的一篇文章——是那篇《外婆的桂花树》,文章的某个段落被标黄了。
      “你写‘糕只甜不咸’这句,我看了很多遍。”创始人说,“市面上太多人在教女性怎么做人。你不教,你只是写出来。我想要的就是这个。”
      苏晚看着那段被标黄的文字,想起外婆蒸糕的灶台,想起老陈那句话——“跟着你们干至少有意思”,想起阿芬说的“你敢要”,想起秦姨在围裙上擦了三下的手,想起小陆抱着颜料骂脏话,想起赵远舟在英国发来的跨洋视频里举着一杯咖啡说“你是我见过最值得成功的人”。
      她签下了那笔单。年框,金额比她之前所有项目加起来都高。
      签约那天她提前到了老余的咖啡馆,点了两杯咖啡——一杯她的美式,一杯放在对面,那是习惯性的动作,她对面没有人,但她想请自己喝一杯。窗台上的灰猫在睡觉,老余擦着杯子看着合同上的数字,说了一句:“自己挣的。”他把咖啡端过来,杯底的碟子上比平时多垫了一张纸巾。
      “纸巾不要钱吗?”苏晚问。
      “谁跟你说的。我每次都垫。”他看了她一眼,转身走向吧台,脚步比平时慢了一点点。苏晚觉得他大概跟自己一样,在算时间——从她第一次推开这扇门、点了一杯十二块钱的美式、小心翼翼地问“能在你这多坐一会儿吗”,到今天坐在这里签年框合同。不到两年。
      那天晚上,苏晚在出租屋里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里洗碗,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苏晚能听到水流声和碗筷碰撞的叮当声。母亲问她最近好不好,她说完之后才发现自己这次是真心觉得好,不是为了让母亲放心才说好的那种好,是真的觉得日子有了一个大概的形状,可以握在手里掂一掂的分量。
      “妈,我签了一个大客户。”
      “什么客户?”
      “一个做护肤品的牌子。让我帮他们做一整年的内容。”
      母亲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苏晚以为信号断了,把手机拿下来看了一眼,通话时间还在跳动。然后她听到母亲把水龙头关了,在围裙上擦手的声音——她擦手的声音和秦姨一样,手在粗糙的棉布上摩擦出沙沙的声响。
      “你以前不是说想进大公司吗?”母亲的声音很轻,“现在不去了?”
      “不去了。”苏晚说,“我现在这样挺好的。自己给自己发工资,不用跟人站队,也不用喝酒。”
      “那就好。”母亲说。她没有问收入,没有问“自由职业靠谱吗”,没有说“隔壁老王的女儿考上了公务员”。她只是说“那就好”,然后补了一句:“你外婆要是还在,肯定说你出息了。”
      苏晚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银杏树的叶子黄了一半,被夜风一吹沙沙响,像无数只小手在轻轻鼓掌。
      “妈。”
      “嗯?”
      “我那时候辞职,你生我气吗?”
      母亲又沉默了一会儿。这一次的沉默比刚才更长,长到苏晚能听到电话那头厨房里水龙头没拧紧的滴水声,滴——答——滴——答,像是某种耐心等待的节拍器。
      “气过。”母亲终于开口,声音还是慢的,带着小城口音,那种口音让苏晚一下子回到老家的厨房里,“不是气你辞职。是气你什么都不跟我说。你一个人扛着,外婆走了,外公也走了,你一个人在杭州,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你妈。”最后四个字忽然带上了一丝哽咽,但她咽了回去,“后来看你写的文章,才知道你那三年在那边吃了多少苦。”
      “没吃多少苦。”苏晚说。
      母亲没有反驳她。只是说:“下次回来,带你去给你外婆上坟。她坟前今年开了好大一片野花,隔壁的大伯说叫满天星。”
      母女俩又聊了几句,挂了电话。苏晚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上通话记录的时长显示二十三分钟四十二秒。这是她们在电话里聊的最长的一次。
      她拿起手机打开记账软件,翻到最开始那一页——来杭州第一个月的记录。那时候每一笔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精确到分。现在她已经不用每天看余额了,但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她把最新的月收入输入表格,看了一眼汇总栏上那串数字,然后在备注栏里加了一笔:“签约当日。请自己喝了一杯咖啡,请老余喝了一杯。老余没喝,说上班时间不喝自己的咖啡。所以他其实喝了。”
      写完她合上电脑,到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酒酿圆子。秦姨上个月回老家探亲前塞给她一罐自制的酒酿,说“冬天快到了,煮酒酿圆子吃暖和”。苏晚当时说不会做,秦姨就手写了一张步骤贴在冰箱上:“水烧开,放圆子,等到浮起来,放酒酿,关火,打一个蛋。蛋要最后放,不然会散。——秦”。
      苏晚按着那张纸头也不回地在厨房里操作,圆子在沸水里翻滚着浮上来,白白的糯米团子挨在一起像一群挤着取暖的小鸡。
      她想起阿芬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想起老陈什么都不说只是每个月少拿一半工资,想起赵远舟在机场挥手时脸上还没干的泪痕,想起周敏在电梯口说的“你太干净了”。这些人的话,她以前以为只是别人随口说的,现在才发现每一句都长在了她身上。
      她写完最后一个字合上电脑。窗外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被秋风吹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干在路灯下投出清晰的影子,跟她来杭州第一年看到的那个冬天一模一样。
      但树是比那时候高了。她也比那时候高了,不是身高,是另外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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