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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学生 二〇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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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一年，九月。
这座城市没有海，但有一条河。河不宽，水也不深，但老人们说它通着长江，长江通着大海。所以池欢小时候总觉得自己家门前那条不起眼的河，也能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她十三岁那年母亲去世后，就再也没去过河边。
母亲是在河里走的。不是自杀，是意外。夏天涨水，她在河边洗东西，脚下一滑，就再也没上来。池欢没有亲眼看见，但她做过很多次同一个梦——母亲的手在水面上挥了一下，像在跟谁告别，然后就不见了。
父亲说，别去河边了。
她就没去。
六年过去了。她十九岁，在城南的一所二本大学读中文系。学校不大，教学楼是九十年代建的，外墙的白色瓷砖已经发黄，有些地方脱落了，露出灰色的水泥。操场跑道上的塑胶已经磨平了，下雨天会积水，踩上去能溅起一朵一朵的小水花。
池欢不喜欢这所学校，但她也没有特别讨厌。她这个人就是这样——对大多数事情都没有太强烈的情绪，像是有一层薄薄的膜把她和世界隔开了，她能看见一切，但什么都触碰不到。
同学们说她高冷。
其实不是高冷。是累。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让她觉得说话是一件需要消耗巨大能量的事情。所以她很少说话，很少笑，很少主动跟人打交道，像一棵安静的植物，长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不引人注目，也不会被任何人记住。
大二开学的第一天，辅导员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本学期有一位新同学转入，请大家多多关照。
没有人把这当回事。大学里转学来的不多，但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池欢扫了一眼那条消息，就把手机放下了。
她不知道，这条消息会改变她的一生。
新同学来的那天是个阴天。
池欢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正低着头看一本闲书。教室里闹哄哄的，有人在聊暑假去了哪里，有人在补上学期欠下的作业，有人趴在桌上补觉。辅导员走进来的时候，大部分人甚至没有抬头。
“同学们，安静一下。”辅导员拍了拍手，“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池欢翻了一页书。
“祁星越，从北方转过来的，以后就是我们班的一员了。大家多照顾她。”
祁星越。
池欢后来想，她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抬头看那个名字的主人的呢？
是听到名字的那一刻？是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掌声的那一刻？还是祁星越走进教室的那一刻？
她不记得了。
她只记得自己抬起头，看见一个人从门口走进来。
那个人穿着黑色的T恤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头发剪得很短，露出干净的额头和一双眼尾微微上挑的眼睛。她的皮肤偏白，但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白，而是一种晒过很多太阳又白回来的白，像是夏天和冬天在她身上打了一场仗，谁都没有赢。
她走到讲台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
祁星越。
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写完之后她转过身，笑了一下。
“大家好，我是祁星越。”她说，“北方人，没有方言，普通话一级甲等——骗你们的，其实我普通话不太好。”
底下有人笑了。
池欢没有笑。但她翻书的手停了。
她看着讲台上那个人，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一阵风吹过了一片很久没有起过波澜的水面，涟漪很轻很轻，轻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她记住了那个感觉。
祁星越被安排坐在池欢前面一排。
不是巧合。是祁星越自己选的。辅导员让她挑个位置，她扫了一圈教室，目光在最后一排停留了两秒，然后走过去，在池欢前面的空位上坐下了。
池欢当时正在看书，感觉到有人靠近，下意识地抬了一下头。
两个人的目光撞上了。
祁星越的眼睛是深棕色的，瞳孔很亮，像是有光从里面透出来。她看着池欢，又笑了一下——这次不是对全班笑的那种笑，而是一种更私人的、更小的笑，嘴角只弯了一点点，像是她们之间已经有什么默契了。
“你好。”祁星越说。
“……你好。”池欢说。
“你看的什么书？”
池欢把封面翻过来给她看。是张爱玲的《半生缘》。
“张爱玲。”祁星越点了点头，“我喜欢她写的一句话——‘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池欢愣了一下。
不是因为这句话本身，而是因为祁星越说这句话的语气。不是那种在课堂上背诵名句的语气，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像是这句话本来就是她自己想说的语气。
“你读过？”池欢问。
“读过。”祁星越说，“在福利院的图书馆里读的。”
福利院。
这三个字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池欢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她不是一个擅长安慰别人的人，也不确定对方需不需要安慰。
祁星越倒是很坦然，像是“福利院”三个字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名词，没有任何需要遮掩或者解释的地方。
“你叫什么名字？”祁星越问。
“池欢。”
“池塘的池，欢乐的欢？”
“嗯。”
“好名字。”祁星越转过身去，拿起笔开始记笔记，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池欢注意到，祁星越的耳尖有一点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