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音调音师》小字赵宁

1、第一章：降A调的星期二 浩介为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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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早晨的雨总是让我想起一些不该想起的事情。

　　比如十六年前结婚那天，也是这样的雨。佐知子穿着白色的雨衣站在区公所门口，头发上挂着细密的水珠。她说没关系，反正婚纱也是租的。我们都没带伞。那是四月，东京的樱花已经落得差不多了。

　　比如更早的时候，父亲最后一次打我，也是星期二。他用那本厚厚的音乐辞典砸我的左手，说我要是再碰钢琴就打断我的手指。那本辞典是舒曼写的，扉页上还有他用钢笔写的名字。我记得辞典落下来时的风声，和舒曼晚年跳进莱茵河的声音大概不一样。但也大概一样。

　　比如现在，我站在一栋目黑区的老公寓门前，按着门铃等待。雨从屋檐滴下来，打在我调音工具箱的金属扣上，发出细小而精准的声音。降A，大概是。或者升G。有时候我分不清这两者，就像分不清孤独和独处的区别。

　　门开了。

　　“石田先生？”一个女人探出头，五十岁左右，穿着黑色的连衣裙，脸上有种刚哭过的肿胀感，“谢谢您能来。请进。”

　　我点点头，跟着她走进玄关。公寓里有一股陈旧的气味，不是霉味，是时间本身的气味——旧书、干燥花、不再使用的香水，和一个人最后的日子里呼出的空气。

　　“母亲三周前去世了。”她在我身后说，声音轻得像在道歉，“九十三岁。这台钢琴是她从年轻时一直用的，我们想卖掉，但需要先……让它恢复正常。她最后几年已经不弹了，只是偶尔会打开琴盖，摸摸琴键。”

　　我没说话。这种时候通常不需要说话。

　　客厅朝南，很大，但窗户只透进灰白色的天光。钢琴靠墙放着，是一台施坦威C型，大约生产于1960年代。琴盖合着，顶上堆着乐谱和相框。我在琴凳上坐下，打开琴盖，按下中央C。

　　声音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这台钢琴多久没调音了？”

　　“大概……五年？或者更久。母亲八十八岁之后就不再请调音师了，她说自己听不出差别了。”

　　我嗯了一声，开始拆下前板。钢琴内部积了薄薄的灰尘，琴槌的羊毛毡有些发硬，琴弦的状况倒还好。我从工具箱里取出音叉，敲响，放在耳边听。标准音是440赫兹，但这台琴的整体音高偏低了大半个音。九十三岁的老人，八十八岁之后不再调音。五年。或者更久。

　　时间在钢琴内部凝固成偏低的频率。

　　我开始工作。

　　调音的过程有点像和一台钢琴对话，或者说，和这台钢琴曾经的主人对话。每一次转动弦钉，琴弦的张力变化，都会发出细微的抗议或赞同。有时候你会遇到一台顽固的琴，某个音总是调不准，像是故意和你作对。有时候你又会遇到一台顺从的琴，每个音都乖乖地回到它该在的位置。

　　这台施坦威两者都是。低音区很配合，中音区有些犹豫，高音区则固执地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怎么都不肯接受标准音高的统治。

　　我停下手，活动了一下左手小指。老伤在雨天总是隐隐作痛。

　　“需要咖啡吗？”女儿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好的，谢谢。不加糖。”

　　她消失在走廊里。我继续工作，在调高音区最后一个八度时，琴槌之间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落在我膝盖上。

　　是一张纸片，发黄，边缘卷曲。

　　音乐会票根。

　　1982年6月15日，中村紘子独奏会。S席，第12排，34号。票根背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我凑近窗户的光线看。

　　写着我的名字。

　　石田浩介。

　　2
　　“怎么了？”女儿端着咖啡回来，看见我拿着那张票根。

　　“没什么。”我把票根放进口袋，“钢琴里有张旧票根，1982年的独奏会。”

　　她走过来，看了一眼我指的位置。“啊，那里。母亲有个习惯，会把重要的票根藏在钢琴里。音乐会、戏剧、展览，只要是和她觉得重要的人一起去的，就藏在那里。大概是想把记忆也存进钢琴里吧。”

　　“她一个人去？”

　　“不，通常和人一起。”女儿把咖啡放在窗台上，“但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母亲晚年已经不记得了。有时候她会说起一个年轻人，教钢琴的，但名字想不起来。”

　　我没说话。窗外雨还在下。

　　“这台琴大概需要调多久？”

　　“今天完成低音和中音区，高音区还得再来一次。有些音需要时间适应。”

　　“好的。”她点点头，“费用怎么算？”

　　我说了价格。她付了定金，说下周二方便的话，可以再来。我说好。

　　收拾工具箱时，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有很多，黑白和彩色混在一起。最显眼的一张是一个年轻女人站在舞台上，穿着深红色的长裙，正在谢幕。那应该是钢琴家本人，年轻的时候。漂亮，但眼睛里有种遥远的神情，像是看着某个不存在于这个房间的地方。

　　旁边还有一张小些的，黑白照，是两个人坐在公园长椅上。年轻女人和一个小男孩。男孩大约七八岁，穿着短裤，膝盖上有创可贴，手里拿着一本乐谱。

　　“那是母亲和谁？”我问。

　　女儿走过来，眯着眼看了看。“不知道。可能是以前的学生吧。母亲教过很多年钢琴。”

　　小男孩的脸模糊不清。但那本乐谱的封面隐约可见：巴赫，《二声部创意曲》。

　　我小时候用的也是那个版本。

　　离开公寓时雨已经小了，变成若有若无的雾。我站在屋檐下点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口袋里的票根硌着大腿。我掏出来再看，那几个字确实是我的笔迹。至少，和我的笔迹很像。

　　1982年我十四岁。那年夏天我在干什么？

　　我努力回忆，但那段记忆像被橡皮擦过一样，只剩下模糊的轮廓。父亲在那年春天去世，肝癌。他死后我把那本音乐辞典从书架上取下来，翻到扉页上他的名字，然后把它收进了储物箱，再也没打开过。母亲在我十五岁时再婚，搬去名古屋，我留在东京读高中，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那年夏天我确实开始学钢琴。用自己打工赚的钱，每周一次，去一个女老师家里上课。老师叫什么名字来着？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她家养了一只黑白花的猫，喜欢趴在钢琴顶上睡觉，在我弹错音时会睁开眼睛不满地看着我。

　　她家的钢琴是雅马哈的，不是施坦威。

　　烟抽完了。我把票根放回口袋，拎起工具箱，走进雨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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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黑回涩谷的电车上，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厢里人不多，对面坐着一个穿高中校服的女孩，戴着耳机，闭着眼睛，手指在大腿上轻轻敲着。节拍很准，大概是吹奏部的，在练习某个曲子。

　　窗外，雨中的东京向后流去。目黑川两岸的樱花已经落尽了，只剩下深绿色的叶子。有人撑着伞在河边遛狗，一条柯基，屁股扭得很认真。

　　我想起佐知子说过想养一条狗。那时我们刚结婚，住在三鹰的小公寓里，她每天下班都会经过一家宠物店，橱窗里总是有新的小狗。她说养狗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有规律得多，必须每天散步，必须按时回家。我说那就养吧。但最终没养。因为房东不让，因为工作太忙，因为各种不是理由的理由。后来我们不谈狗了。后来我们也不谈别的了。

　　离婚那天也是星期二。我们在区公所签了字，然后去附近的一家荞麦面馆吃了午饭。她说，其实我们从来没真正开始过，对吧。我说，也许吧。她说，你会找别人吗。我说，不知道。她说，我可能会，已经有人在等我。我说，那很好。

　　面馆的电视里在放棒球转播，巨人对阪神。她看了一眼说，那个人喜欢棒球。我点点头，继续吃面。面很好吃，出汁很地道。

　　走出面馆时她说，对了，你那台钢琴我搬走了。画廊有个客人想要，出了不错的价钱。我说，好。她说，抱歉，应该先问你的。我说，没关系，反正我很久不弹了。

　　那台钢琴是父亲买的，在我出生前。据说是他用第一份工作的奖金买的二手雅马哈，为了让我母亲能继续弹琴。母亲年轻时学过钢琴，但结婚后就不弹了。父亲买那台琴是想让她重新开始，但她一次也没弹过。后来我开始弹，父亲就不高兴了。

　　男人想送给女人的东西，最后总会被儿子继承。这是某种规律。

　　涩谷到了。我拎起工具箱下车，穿过八公口，走进人群里。雨已经停了，但空气还是湿的，混着烤红薯和汽车尾气的味道。年轻的情侣们站在109大厦前自拍，穿西装的上班族低头看着手机匆匆走过，一个流浪汉在垃圾桶里翻找，嘴里念叨着什么。这个城市永远在动，永远在变，永远不会因为某个人失去了什么而停下来。

　　我在井之头通上走了十分钟，拐进一条小巷，在一栋老旧的五层公寓前停下。这就是我住的地方，建于1973年，外墙的瓷砖已经斑驳，电梯永远有股烟味。我住在四楼，一室一厅，月租八万五千日元。离婚后搬来的，已经住了三年。

　　打开门，玄关的灯亮着。我出门时忘记关了。这是常事。脱了鞋，把工具箱放在门口，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罐啤酒。麒麟的，淡丽。坐在餐桌前拉开拉环，喝了一口。冰箱里还有半盒豆腐，两个鸡蛋，一袋快过期的纳豆。该去超市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票根，放在餐桌上。1982年6月15日。中村紘子独奏会。S席，12排34号。背面是我的笔迹。

　　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起身去卧室翻出旧相册。相册不多，只有三本，一本是父母结婚前后的照片，一本是我小时候的，还有一本是大学和婚后。我翻到第二本，一页一页看过去。

　　七岁，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上，穿着小西装，哭得很丑。八岁，和家人去热海旅行，在海边堆沙堡。九岁，运动会，赛跑拿了第一名。十岁，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那年只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中学的入学典礼，穿着新制服站在校门口，另一张是和几个同学去江之岛玩，在海边吃刨冰。

　　没有钢琴老师的照片。没有和任何女人在公园长椅上的合影。

　　我合上相册，回到餐桌前，又喝了口啤酒。雨又开始下了，打在窗玻璃上，声音细碎而密集。我听着那声音，试着听出音高。但雨声没有固定音高，它只是落着，落在不同物体上发出不同的频率，然后混在一起，变成噪音。

　　也许所有的记忆最终都会变成噪音。

　　手机响了。是高桥。

　　“今晚来吗？”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低沉，带着烟嗓特有的沙哑。

　　“来。”

　　“有个女孩在我这儿，说认识你。”

　　“谁？”

　　“不知道。她说她叫美羽。笠原美羽。”

　　我沉默了两秒。

　　“我没听过这个名字。”

　　“她说今晚你会来。她已经在等了。”高桥顿了顿，“而且她说对了你上周在这里喝的是什么酒。不是随便猜的，是准确的。野火鸡，波本，加一滴水。”

　　“她怎么知道？”

　　“你自己来问吧。”

　　电话挂了。

　　我看着窗外越来越密的雨，喝完最后一口啤酒。

　　4
　　“螺旋楼梯”在涩谷后街的一栋大楼地下，没有招牌，只有一扇生锈的铁门。推开铁门，沿着螺旋向下的楼梯走二十四级，就到了。

　　高桥在这里开店三十七年了。年轻时是音乐评论家，写过几本书，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写了，开了这家酒吧。店里永远放爵士乐，永远昏暗，永远有一股威士忌和旧书混合的气味。吧台后面有一整面墙的唱片，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到迈尔斯·戴维斯，从比尔·埃文斯到塞隆尼斯·蒙克，几乎什么都有。高桥会根据客人和时间选唱片，从不问你想听什么。

　　我推开门时，里面有三四个客人。两个上班族模样的男人坐在吧台角落低声交谈，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坐在靠墙的卡座里，面前放着一杯红酒。高桥在吧台后面擦杯子，看见我进来，朝那个女人的方向扬了扬下巴。

　　我走过去，在卡座对面坐下。

　　女人抬起头。二十多岁，大概。或者更年轻。或者更老。昏暗的光线下很难判断。头发不长，刚好披到肩膀，深棕色，眼睛很大，瞳孔的颜色在灯光下显得有些浅，像是被稀释过的咖啡。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针织衫，左肩上有一小块暗色的痕迹，可能是胎记。

　　“石田浩介先生。”她说。不是问句。

　　“是我。”

　　“我叫笠原美羽。”她伸出手，手腕很细，手指很长，“高桥先生说您会来。”

　　我握了握她的手。手心干燥，温度略低。

　　“我们认识吗？”

　　“不。”她笑了笑，嘴角的弧度很浅，“但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谁？”

　　“1982年的您。”

　　我没说话。窗外的雨声隐约传到这里，变成某种遥远的背景音。高桥从吧台后走出来，递给我一杯野火鸡，加一滴水，然后回到原位继续擦杯子。

　　“您今天去调了一台施坦威。”美羽说，“在目黑。钢琴的主人三周前去世，九十三岁。”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威士忌在舌头上散开，然后是熟悉的灼烧感。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台钢琴的声音我听到了。”她说得很自然，像在说今天下雨了，“从很远的地方。准确地说，从1982年的某个地方。”

　　我看着她。她的表情很认真，不像在开玩笑。

　　“你在说什么？”

　　“您在那台钢琴里找到了一张票根。1982年6月15日，中村紘子独奏会。背面有您的笔迹。”

　　我的手停在半空，酒杯离嘴唇只有一寸。

　　“您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您努力回忆十四岁的夏天，但那段记忆模糊不清。您翻看了相册，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您现在坐在这里，听着雨声，试图分辨那是降A还是升G，但您分不清。”

　　她把我的右手拉过去，翻开，指尖按在我左手的伤疤上。那块旧伤，小指根部，被舒曼的音乐辞典砸出来的痕迹。

　　“这里，”她说，“您以为是被父亲砸伤的。但其实还有别的故事。”

　　“什么故事？”

　　“您十四岁那年夏天，每个星期二，都去一个女老师家学钢琴。她叫笠原笙子。九十三岁，三周前去世的那位女士，就是她。”

　　我抽回手，靠进卡座的椅背里。

　　“你在说什么？”

　　“她在钢琴里存了很多记忆。那些票根，每一张都和一个重要的人有关。1982年6月15日的那张，是和您一起去的。中村紘子的独奏会。那是您第一次听现场音乐会。您用自己打工赚的钱买了票，送给她。她在票根背面写下您的名字，然后藏进了钢琴里。”

　　我想起客厅墙上那张照片，年轻女人和小男孩坐在公园长椅上。小男孩膝盖上有创可贴，手里拿着巴赫的《二声部创意曲》。

　　“你是她的……”

　　“孙女。”美羽说，“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孙女。她终身未婚，没有子女。我是她收养的孩子，在她七十八岁那年。那时她已经不再弹琴，不再教学生，但她收养了我，让我叫她祖母。”

　　“为什么？”

　　“因为我也有绝对音准。和她一样。”

　　我没说话。高桥换了唱片，现在是比尔·埃文斯的《Waltz for Debby》。钢琴声从音响里流淌出来，温柔，略带忧郁，像是某个雨天的下午。

　　“祖母一直记得您。”美羽继续说，“她说您是她的学生里最有天赋的，但也是最可惜的。她说您只学了三年就放弃了，因为父亲反对。她说您最后一次来上课是1984年的春天，您告诉她，您不能再弹琴了。然后您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984年。十六岁。父亲已经死了两年，母亲准备再婚。我记得那年春天，确实有什么事结束了。但不记得是钢琴课。

　　“那您今天找我，是为了什么？”

　　美羽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是个旧信封，发黄，边角磨损。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笔迹和那张票根背面的字一样。

　　“祖母的遗物里，有给您的信。我一直留着，等有机会交给您。今天高桥先生说您每周二都来，我就来了。”

　　我拿起信封，很轻，里面大概只有一两张纸。我没有马上打开，而是放进口袋里，和那张票根放在一起。

　　“谢谢。”

　　“不客气。”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红酒在杯壁上留下浅浅的痕迹，“还有一件事。祖母生前一直在收集某种东西。她称之为‘未实现的音符’。她说那是人的一生中没有发出的声音，没有实现的可能，没有完成的旋律。她把这些音符藏在钢琴里，藏在她的记忆里。她去世后，那些音符开始……”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

　　“开始寻找新的容器。”

　　“什么容器？”

　　“您。”她看着我，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更深了，“那些音符记得您。记得十四岁的夏天，记得1982年6月15日，记得您坐在她家的雅马哈前，弹巴赫的创意曲。它们在寻找您。”

　　酒吧里安静了几秒。比尔·埃文斯弹完了《Waltz for Debby》，切换到《My Foolish Heart》。雨似乎小了些。

　　“你说的这些，”我开口，“我很难理解。”

　　“没关系。”美羽站起来，“您不需要现在就理解。等您读了信，可能会明白一些。如果不明白，可以再来找我。”

　　她从包里取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上面只有一行字：笠原美羽，和一个电话号码。

　　“我住在祖母的公寓里。您今天去过的那里。随时可以来。”

　　她拿起包，朝我点点头，然后走向螺旋楼梯。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的转角处，然后低头看着桌上的名片。

　　高桥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奇怪的女孩子。”

　　“嗯。”

　　“但她说对了很多事。”

　　“嗯。”

　　“关于你的事，有些连我都不知道。”

　　我没说话。高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回到吧台后面。

　　我喝完了杯中的威士忌，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对着灯光看了一会儿。信封没有封口，只是折着。我打开它，取出里面的信纸，只有一张，薄薄的，有些透明。

　　信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娟秀但略显颤抖，大概是晚年所书。

　　浩介君：

　　不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能到你手里。也许我死后，也许更久。但我想写下来，因为有些话活着的时候说不出口。

　　你是我教过的学生里最有天赋的一个。你的手指触键的方式，你对声音的敏感，你对音乐的理解，都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自己。但我没有告诉你这些，因为怕你骄傲，怕你依赖天赋而不用功。这是我的错。

　　那年你不再来上课，我没有追问原因。我以为你只是一时迷茫，过段时间就会回来。但你始终没有回来。后来我听说你父亲去世了，你母亲再婚，你一个人留在东京读书。我想去找你，但又觉得你没有联系我，大概是不想被打扰。

　　再后来我老了，不再教琴了。但我一直留着你的照片，留着那张我们一起去的音乐会的票根，留着你在最后一次课上弹的《创意曲》第13首的录音。那是我偷偷录的，用一台小录音机。你现在大概已经不记得那首曲子了，但我还记得。每个音符都记得。

　　美羽是我收养的孩子。她有绝对音准，和你一样。但她没有你的天赋，她只能听出声音，却无法让声音变成音乐。这是她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

　　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请来看看她。不需要做什么，只是看看。让她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得我，记得那些未完成的音符。

　　谢谢你，浩介君。谢谢你让我教过你。

　　笠原笙子

　　2019年秋

　　我读完信，把它折好放回信封，和票根放在一起。雨停了。高桥放的音乐换成了《Alone Together》，还是比尔·埃文斯。

　　我端起酒杯，发现杯子已经空了。高桥走过来，给我又倒了一杯野火鸡。

　　“没事吧？”

　　“嗯。”

　　“那个女孩子说的，你信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知道。”

　　高桥点点头，没有再问。他擦完最后一个杯子，把它们放回架子上，然后靠在吧台边，和我一起听音乐。

　　“她像什么人？”他忽然问。

　　“谁？”

　　“那个女孩子。像你认识的什么人吗？”

　　我想了想。她的眼睛，她的声音，她伸出手的动作，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我想不起来像谁。

　　“也许像我自己。”我说。

　　高桥笑了，笑容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疲惫。

　　“有时候我们最像的，是那些我们本该成为却没能成为的人。”

　　我喝完第二杯威士忌，付了钱，起身离开。走上螺旋楼梯时，我在想高桥最后那句话。本该成为却没能成为的人。十四岁的我，学钢琴的我，也许会成为钢琴家的我。那个我没能成为的人，现在在哪里？他也在某个地方，在某个平行世界里，看着窗外的雨，喝着一杯威士忌，想着某个没能实现的可能吗？

　　推开铁门，外面空气清冷，雨后有一股潮湿的青草气味。涩谷的霓虹灯还在闪烁，但街上的人少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左手小指隐隐作痛。不是因为老伤，是因为别的什么。

　　回到公寓，我打开灯，在餐桌前坐下，把那封信和票根并排放在桌上。我看着它们，看了很久。

　　然后我起身去厨房，从储物箱里翻出那本舒曼的音乐辞典。扉页上，父亲的名字还在。我用手指摸了摸那几个字，然后翻开书页，找到舒曼写的那句话，用红笔画出来的：

　　“将光送入人心的深处——这是艺术家的使命。”

　　我把书合上，放回储物箱。窗外开始下雨，又是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