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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裂帛 1966年 ...

  •   一
      苏晚星看完第二本日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

      客厅里安静得像一口井,只有暖气片偶尔发出咔哒的声响。她合上日记本,揉了揉眼睛,发现手指上沾了一点黑色的东西——那是七十年前的墨迹,在纸上待得太久,一碰就往下掉。

      她看着那些墨迹,忽然想起外婆的手。

      外婆的手很瘦,骨节分明,手背上全是老年斑。可那双手一捏兰花指,就变了,变得柔软、轻盈,像是活了过来。小时候她不懂,现在懂了——那是七十年的功夫,刻在骨头里,洗不掉,忘不了。

      第三本日记比前两本薄一些,封面上落了一层细细的灰。苏晚星拿起来,翻开第一页。

      1966年。

      她心里咯噔一下。

      二
      1966年的夏天,林素云三十一岁。

      日记的开头还是寻常的日子。排戏,演戏,教徒弟。县剧团新来了几个年轻人,她每天带着他们练功,吊嗓,走台步。丈夫在供销社上班,早出晚归。女儿月眉刚满一岁,会扶着墙走路了,一摇一摆的,像只小鸭子。

      “今天月眉叫娘了。虽然叫得不清不楚,可我知道她是在叫我。我抱着她转了好几圈,她咯咯地笑,口水流了我一脖子。晚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就想听她再叫一声。这孩子,怎么就不叫了呢?”

      苏晚星看到这儿,鼻子酸了一下。

      她从来没想过,外婆也曾经是这样一个母亲。抱着孩子转圈,听孩子叫一声娘就高兴得睡不着。她认识的外婆是严厉的,是沉默的,是把所有感情都藏在戏里的人。可三十一岁的外婆,不是那样的。

      “今天排《红灯记》,演李奶奶。这戏我演不惯,太新了。师父说戏没有新旧,只有好坏。可我觉得有,新戏里那些人物,我摸不透。李奶奶是干什么的?是铁路工人的妈妈,是地下党。我没见过铁路工人,也没见过地下党。我只能照着剧本念,念完了就完了。”

      “剧团里有人说,以后老戏都不让演了,只演样板戏。我问什么叫样板戏?他说就是新戏,最革命的那种。我说那《长坂坡》呢?《穆桂英》呢?他说那些都是封建余孽,谁演谁倒霉。我听了,半天没说话。”

      这是1966年7月。离那场风暴,还有一个月。

      三
      8月的时候,城里来了人。

      日记里那一天记得很清楚:8月12日。苏晚星后来查过,那是□□开始“破四旧”的日子。

      “今天剧团里来了一群学生,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他们说我们是来‘破四旧’的。我问什么叫四旧?他们说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说我们这是剧团,演的戏都是新的,样板戏。他们笑了,说你们演的那些老戏呢?藏哪儿了?”

      “我没说话。可他们不信,翻箱倒柜地找。找了半天,找出几本老剧本,《长坂坡》《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他们说这就是封建余孽,要烧掉。我急了,说那是剧本,是戏,不是余孽。他们看着我,问你是谁?我说我是演员,演这些戏的。他们说那好,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被带到一个地方,不知道是哪儿。那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了,都低着头站着。有人喊口号,喊得我耳朵都聋了。我不知道该喊什么,就跟着张嘴,装出喊的样子。旁边一个人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苏晚星把日记放下,闭上眼睛。

      她想起外婆后来跟她说过的话。外婆说,那几年的事,她不愿意想,也不愿意提。可有时候做梦会梦见,梦见那些低着头站着的人,梦见那些震耳欲聋的口号,梦见那些烧成灰的剧本。

      “那些剧本烧起来是什么味道?”她小时候问过。

      外婆看了她一眼,没回答。

      现在她知道了。那味道,外婆说不出来。

      四
      8月底的时候,林素云被带上了批斗台。

      日记里那几页,字迹很乱,有的地方被水洇过,洇得字都看不清了。苏晚星盯着那些模糊的墨迹,想象着外婆一边写一边哭的样子。

      “今天我被拉上台去批斗。台上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我脖子上挂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写着‘封建余孽林素云’。木板很重,压得我直不起腰来。”

      “台下全是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我看见了剧团的同事,看见了街坊邻居,还看见了一个人——我丈夫。”

      看到“我丈夫”三个字,苏晚星的手指忽然僵住了。

      日记里从来没写过这个人的名字。外婆的丈夫,母亲的父亲,她应该叫外公的那个人,她从来没见过。母亲不提,外婆也不提。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可现在,他出现了。在批斗台下的人群里。

      “他站在人群里,看着我。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可我知道他在看我。我想喊他,可我不敢。台上的人还在喊口号,喊得我头晕。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脚尖上那双布鞋,是他去年给我买的,已经旧了,破了。”

      “忽然有人喊了一句话,喊得我一激灵。他说,林素云,你的问题不只这些!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你和一个香港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勾连!你们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

      苏晚星的心猛地揪紧了。

      香港来的资产阶级分子——陈慕秋。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和他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可我说不出来,我一张嘴,就有人喊口号,把我的声音盖过去。我站在那里,听着那些口号,听着那些骂我的话,听着那些我从来没听过的话。”

      “后来有人站出来,说我可以证明,她和那个香港人确实有不正当关系。我抬头一看,是我丈夫。”

      日记到这里,忽然断了。下一页是空白的,再下一页也是空白的。一连七八页,全是空白。

      苏晚星盯着那些空白,手指发抖。

      他揭发了她。她的丈夫,月眉的爸爸,那个给她买布鞋的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揭发了她。

      五
      空白之后的那一页,字迹彻底变了。

      不再是工工整整的楷书,而是潦草的、颤巍巍的,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能握住那支笔。日期是1966年9月,没有具体的哪一天。

      “我不知道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批斗,交代,再批斗,再交代。他们让我写材料,写我和陈慕秋的‘罪行’。我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一起排过戏。他们说排戏就是掩护,你们肯定有问题。我说真的没有。他们不信,打我。”

      “打我的时候,让我跪在碎玻璃上。膝盖疼得钻心,可我不敢动,一动就打得更狠。后来他们打累了,就走了,留我一个人跪在那儿。我也不知道跪了多久,只知道天亮的时候,有人把我拖起来,让我签字。我签了,签的是‘林素云认罪’。”

      “我没罪。可我签了。”

      苏晚星看到这儿,眼泪啪嗒一声掉下来,落在纸上。她慌忙用手去擦,可越擦越脏,那页纸洇开一小片深色。她盯着那片深色,忽然想起外婆临终前说的话:

      “晚星,你的名字,是我起的。”

      她一直以为那是外婆对她的爱。可现在她忽然想,也许那不只是爱,还是别的什么。是希望。是在最黑暗的时候,还愿意相信有一颗星星会亮起来的希望。

      六
      1966年冬天,林素云的嗓子坏了。

      日记里那一篇写得很短,只有几句话。可那几句话,苏晚星看了很久很久。

      “今天他们让我唱戏。不是好好唱,是跪着唱。唱的是《李慧娘》里的那段‘鬼怨’。李慧娘是屈死的鬼,我也快是了。我跪在那儿唱,唱着唱着,嗓子忽然一疼,像有什么东西断了。后面的声音出不来了,只剩下气。我试着再唱,还是不行。再唱,还是不行。”

      “他们笑了,说这就是封建余孽的下场。连鬼都唱不成了。”

      “我没哭。可我知道,我的嗓子没了。”

      苏晚星把这一页读了五遍。

      外婆的嗓子——那是她最珍贵的东西。七岁学戏,十二岁登台,十六岁成名,三十一岁,没了。从一个字一个音练出来的,从无数个清晨吊嗓吊出来的,从每一场演出里磨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不是病没的,不是老没的,是被打没的,是被逼没的,是跪在碎玻璃上唱“鬼怨”唱没的。

      她想起外婆后来的声音。那声音沙哑、低沉,带着一种粗粝的质感。她一直以为那是年纪大了,嗓子自然就那样了。现在她才知道,不是。

      那是1966年的冬天,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间屋子里,被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生生打碎的。

      七
      1967年春天,林素云被放回家。

      日记里那一段写得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

      “今天他们让我回家了。说我的问题交代清楚了,可以回去了。我不知道交代清楚了是什么意思,我没交代什么,可他们说我交代了。那就交代了吧。”

      “回到家,看见月眉。她两岁了,会跑会跳了,可她不认识我。我伸手想抱她,她躲开了,躲到保姆身后,偷偷看我。保姆说,孩子小,不记事,慢慢就好了。我点点头,没说话。”

      “丈夫也在家。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继续吃饭。我没跟他说话,他也没跟我说话。我们中间隔着一张饭桌,可我觉得隔着一条河。那条河的名字,叫揭发。”

      苏晚星盯着“揭发”两个字,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这个人,她从来没见过。母亲从来不提。外婆也从来不提。可他现在忽然出现在日记里,用一种最不堪的方式。他是母亲的父亲,是她的外公。可他也是一根刺,扎在外婆心里几十年,拔不出来,化不掉。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躺在我旁边。背对着我,一动不动。我知道他没睡着,我也没睡着。我想问他为什么,可我问不出口。也许他知道我想问,可他也说不出口。我们就这么躺着,背对背,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那道墙是什么时候砌起来的?我不知道。也许是批斗台上他站出来揭发我的那一刻,也许更早。也许从一开始,那道墙就在那儿,只是我没看见。”

      八
      1968年,林素云离婚了。

      日记里那一篇,只有一行字:

      “今天去办了手续。他走了,把月眉留给我。也好。”

      苏晚星盯着“也好”两个字,看了很久。

      也好。轻飘飘的两个字,把一辈子的婚姻说完了。也好——不好又能怎样?孩子留给她了,那个人走了,日子还得往下过。那就也好吧。

      可她知道,不好。

      外婆的后半辈子,一个人过,一个人养孩子,一个人教戏,一个人老去。那个人去哪儿了?后来怎么样了?还活着吗?日记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就好像他真的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可苏晚星知道,他存在过。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在那些空白的日记里,在母亲从来不提的那个名字里,他存在过。

      九
      1969年,林素云开始重新教戏。

      日记里那一年,写的都是些零碎的事。嗓子坏了,不能唱了,可还能教。剧团解散了,可还有几个老姐妹愿意跟着她学。白天干农活,晚上就着煤油灯教身段,教眼神,教那些“不能演”的老戏。

      “今天教她们《霸王别姬》里虞姬舞剑的那一段。没有剑,就用烧火棍。没有锣鼓,就用嘴喊。大家围坐在一起,我喊一声,她们动一下。喊错了,就重来。做错了,也重来。煤油灯的光一跳一跳的,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墙上,像一群真的在台上演戏的人。”

      “玉兰姐也来了。她嫁人以后就不唱戏了,可今天也来了。她说她想念戏,想念台上的日子。我说我也想念。她说你嗓子没了,后悔吗?我想了想,说不后悔。她问为什么?我说戏不在嗓子,在这儿。我指了指心口。”

      苏晚星看到这儿,忽然想起外婆教她戏的时候说过的话。

      “晚星,唱戏不是用嗓子唱,是用心唱。嗓子坏了,心没坏,还能唱。心坏了,嗓子再好,也唱不出戏来。”

      她那时候不懂,现在好像有点懂了。

      十
      1970年,林素云捡到了一个孩子。

      日记里那一篇,写得特别长。苏晚星看着看着,忽然意识到,这个孩子是谁。

      “今天去镇上买盐,回来的路上,听见路边有哭声。我以为是谁家的猫,没在意。走过去了,又觉得不对,那哭声不像是猫。我回头找,找了半天,在草丛里看见一个包袱。包袱里包着一个孩子,脸都哭紫了。”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不该抱。我自己都活不下去,怎么养孩子?可那孩子哭得那么响,哭得我心都揪起来了。我蹲下来看她,她也看我。她眼睛真大,真亮,像两颗星星。”

      “后来我把她抱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抱起来了。抱起来以后,她就不哭了,就那么看着我。我抱着她站在路边,站了很久。没有人来。一直没有人来。”

      “天快黑的时候,我把她抱回家了。月眉看见她,问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妹妹。月眉说妹妹从哪儿来的?我说从天上掉下来的。月眉说天上能掉小孩?我说能,今天就能。”

      苏晚星读到这儿,眼泪又下来了。

      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孩子,是她的母亲。沈月眉。

      她一直以为母亲是外婆亲生的。外婆从来没说过不是,母亲也从来没说过。现在她知道了,母亲不是外婆生的,是捡来的。在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年代,在自己都活不下去的时候,外婆把一个路边捡来的孩子抱回了家。

      她想起母亲对她说的话:“你外婆这辈子,除了戏,什么都没剩下。”

      不对。还有母亲。还有她。

      十一
      1971年,林素云给那个孩子起了名字。

      “今天想了一天,给她起个什么名字。月眉说叫月亮,因为是她妹妹。我说月亮好听,可太常见了。我想起那天在路边看见她的时候,是黄昏,天边有一弯月牙,细细的,亮亮的,像她的眉毛。就叫月眉吧。沈月眉。”

      “月眉问我,她姓沈吗?我说对,跟我姓。她很高兴,跑去告诉姐姐,我姓沈了,我叫沈月眉!月眉在旁边听着,没说话。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她也姓沈,可她不是我生的。可她就是我生的。从我抱她回家的那一刻起,她就是我生的。”

      苏晚星把这一页折了一个角。

      这是她第一次看见母亲的名字出现在日记里。不是那个后来的、严厉的、疲惫的母亲,是一个小小的、刚被捡回来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她叫沈月眉,是因为外婆看见她的时候,天边有一弯月牙,细细的,亮亮的,像她的眉毛。

      十二
      1972年到1975年,日记里写的都是些平常日子。

      干农活,教戏,养两个孩子。月眉长大了,会跑会跳了,也开始跟着学戏。大女儿月眉——不对,应该叫月眉——也喜欢戏,可林素云不让学。

      “今天月眉说她想学戏。我说不行。她问为什么?我说唱戏苦。她说我不怕苦。我说你不怕苦也不行。她问我为什么对妹妹那么好,对她那么不好。我答不上来。其实我知道为什么。月眉是我生的,我知道唱戏有多苦。可月眉不是我生的,我没权利让她吃苦。”

      苏晚星看到这儿,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

      “你外婆对我比对亲生的还好。”

      她那时候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

      十三
      1976年,林素云平反了。

      日记里那一篇写得很平淡,不像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冤屈,倒像是一件小事。

      “今天来了人,说我的问题平反了,可以回去上班了。我问去哪儿上班?他们说回剧团。我说剧团还在吗?他们说在,改成文工团了,演样板戏。我说我不会样板戏。他们说可以学。我没说话。”

      “他们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着,坐了很久。月眉放学回来,看见我,问妈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她不信,就那么看着我。她眼睛真大,真亮,像两颗星星。我看着她的眼睛,忽然想,这些年,就这么过来了。过得真快。”

      “晚上,我把那口紫檀木的箱子从床底下拖出来。箱子上落了厚厚一层灰,我用抹布擦了又擦,擦得干干净净。我想打开,可没打开。我又把它推回床底下了。也许有一天会打开,也许不会。”

      苏晚星想起自己打开那口箱子的时候。那把钥匙藏在暗屉里,一按就弹出来,好像早就知道会有人来开一样。也许外婆一直在等这一天,等她来开。

      十四
      1977年,有人问林素云要不要去找陈慕秋。

      日记里那一篇,只有短短几句话。可苏晚星看了很久。

      “今天有人问我,你那个香港的朋友,要不要去找找他?现在政策变了,可以联系了。我想了想,说不找。她问为什么?我说戏台上的人,不能下台。”

      “她不懂这话。我也没解释。”

      “戏台上的人,不能下台。”

      苏晚星想起母亲转述的这句话。她那时候不懂,现在也不完全懂。可她好像能感觉到一点什么了。

      戏台上的人,活在戏里。台下那些事,那些情,那些爱恨,都得留在台下。下了台,就不是那个人了。可外婆这辈子,从十二岁上台,就没下来过。她唱了五十年,想了七十年,最后还是说,不能下台。

      不是不想,是不能。

      十五
      1978年,林素云开始教月眉学戏。

      日记里那一段,写得最温暖。

      “今天开始教月眉学戏。她八岁了,身子软,嗓子亮,是个好苗子。我问她想学什么?她说想学《穆桂英挂帅》。我说为什么?她说穆桂英是女的,也能打仗,我也想像她那样。我听了,心里高兴。”

      “可我不能表现出来。师父当年教我的时候,从来没夸过我。他说夸多了人就飘,飘了就唱不好戏。我得学他。月眉做对了,我不说话。做错了,我就说,再来。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她有时候会哭,哭完了接着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去看她。她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我替她擦了,盖好被子。这孩子,像谁呢?像我。也像那个人。可那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

      苏晚星想,那个“像谁呢”的人,是月眉的亲生父母。可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他们为什么把孩子扔在路边?日记里没写,也许外婆也不知道。

      可她知道一件事:这个孩子,现在是她的了。

      十六
      1980年,林素云五十岁。

      日记里那一篇,写的是她这一辈子。

      “今天是我五十岁生日。没人记得,我自己记得。一个人坐着,想这些年的事。十二岁学戏,十六岁成名,三十一岁嗓子没了,五十岁在戏校教戏。中间那些年,像一场梦。不,像一出戏。有开场,有高潮,有低谷,有结局。”

      “结局是什么?不知道。戏还没演完。”

      “月眉十二岁了,学戏学了四年,已经有模有样。今天她问我,妈,你以前演过什么戏?我说演过很多。她说能演给我看吗?我说嗓子坏了,不能唱了。她说那你能做身段吗?我想了想,站起来,给她做了个赵云亮相的身段。”

      “她看了,眼睛亮亮的。她说妈,你真好看。我说那是戏好看,不是我好看。她说戏好看,你也好看。我听了,笑了。很久没这么笑了。”

      “这孩子,是我的星星。”

      苏晚星把日记合上,抬起头。

      窗外天快亮了。灰蒙蒙的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落在客厅的地板上,落在那口紫檀木的箱子上。箱子里还有四本日记没看,可她已经不想再看了。她需要缓一缓,需要把这一章里的东西咽下去,消化掉。

      三十一岁,嗓子没了。三十四岁,捡了一个孩子。五十岁,教那个孩子学戏。七十年,一直在等一个人。

      这就是外婆的一辈子。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天边有一点点红,太阳快出来了。她看着那片红,忽然想起外婆日记里最后的那句话:

      “七十年了,我以为自己忘了,其实没忘。”

      其实没忘。

      她没忘陈慕秋,没忘那些戏,没忘那些年在台上的日子。她也没忘那个揭发她的丈夫,没忘那些跪在碎玻璃上的夜晚,没忘嗓子坏掉的那一刻。可她还是说,不后悔。

      不后悔唱戏。不后悔捡那个孩子。不后悔等那个人。

      她只是说,戏台上的人,不能下台。

      苏晚星站在窗前,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金色的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她忽然想,外婆说的也许不是不能,是不想。

      不想下台。不想从那些戏里走出来。不想从那些角色里抽身。因为下了台,就不是那个人了。不是赵云,不是穆桂英,不是梁红玉,不是那些不服输的人。

      只是一个嗓子坏了的老人。

      可那个老人,用一辈子的时间,养大了两个孩子,教了无数学生,留下了一口箱子和七本日记。箱子里有她的一生,日记里也有她的一生。

      她没下台。她一直在台上,一直唱到最后一刻。

      苏晚星擦了擦眼泪,转身走向那口箱子。还有四本日记没看,可她知道,后面的故事还长。母亲会慢慢长大,会学戏,会成名,会结婚,会生她,会离婚,会一个人撑起那个小剧场。外婆会慢慢变老,会看着她长大,会教她唱戏,会跟她说那些她听不懂的话。

      她忽然有点想给母亲打个电话。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五点。母亲应该还在睡觉。她把手机放下,又拿起来,最后还是放下了。

      她想说很多话。想说对不起,想说谢谢,想说外婆这辈子真不容易。可这些话到了嘴边,又说不出来。母亲不一定需要听这些,她也未必说得清楚。

      也许她只需要做一件事。

      把那出戏排出来。《铁血红颜》。外婆没演成的戏,她来演。母亲教她演。外婆在天上看着。

      这就够了。

      她走到箱子前,蹲下来,把第三本日记放回去,拿出第四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1981年,正月十五。月眉第一次登台。

      她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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