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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个长得像章子怡的医生,她哭了 急诊加床上 ...

  •   我叫夏清禾。

      211毕业,学的是新闻。那几年我还年轻,一腔热血,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社会。我初入新闻行业、初入报社的时候,采访过农民工讨薪,采访过环保举报人被打击报复,采访过慈善机构暗箱敛财等等,稿子写了发不出来,发出来了又被删,删完了我再写。我觉得自己特硬气,特了不起,特像那些我从小崇拜的调查记者。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硬气,都是因为没挨过真正的打。

      真正挨过打的人才知道,硬气不是写一篇被删掉的稿子,硬气是躺在急诊加床上,下身撕裂,差一点就要做造口,差一点就要丧失排便能力,差一点就保不住子宫,每次换药都像有人拿烧红的铁条捅进身体里,而你咬着纱布,一声不吭。

      那是我最后一次被前夫打。

      说是“打”,太轻描淡写了。中文里有很多词,在真正经历过某些事情的人面前,会显得特别苍白。比如“家暴”,两个字的背后,可以是一记耳光,也可以是差一点失去子宫。同一个词,承载的力度天差地别。

      我那次是后者。

      120的急救车把我拉到医院的时候,我已经不省人事了。后来医生告诉我,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的血压一度掉到了多少多少,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只记得医生说“再晚来十分钟,人就没了”。

      我是怎么上的120呢。

      那天前夫,那时候还是丈夫,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那段过程,太具体的细节我不想说,也不愿意回忆。我只记得最后我急中生智,假装晕倒。他停了手,探了我的鼻息,大概是发现还有呼吸但很微弱,他打了120。

      他打120不是因为心疼我,是因为他不想坐牢。

      这个逻辑我后来想得很清楚。一个能把人打成这样的人,他在动手的时候是没有理智的,但他在收手的时候,算盘比谁都精。120来了,急救人员看到现场,问怎么回事,他说“她不小心摔的”。急救人员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她们什么也没说,但她们什么都知道。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真的晕过去了。

      撑不住了。

      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就像一根橡皮筋,你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它会在某个瞬间突然崩断。我的那根橡皮筋,在救护车上崩断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急诊病房里了。

      不是正经的床位,是加床。在墙角,靠墙加的一张床。我后来才知道,急诊科的床位有多紧张,能给你加一张床,已经是在想办法了。我的床周围,医护人员特地搭起来一个帐篷一样的东西,还装上了帘子。隔壁床的病人问过我什么情况,医护人员守口如瓶,一个字都没说。

      他们是在保护我。

      在一家公立三甲医院,急诊科忙得像战场一样的地方,那些医生护士,专门为我搭了一个帐篷。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主治医生的时候,我以为我在做梦。

      她长得太像章子怡了。不是那种刻意的像,是骨相上的像。高高的颧骨,清瘦的脸,眼睛很亮,亮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穿着一身刷手服,外面套了一件白大褂,走过来的时候步子很快,带起一阵风。

      她看了我的伤口。

      然后就哭了。

      一个医生,看过了多少血肉模糊的场面,什么伤没见过,她哭了。

      她哭的时候没有出声,就是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掉在她的口罩上,浸湿了一小片。她背过身去,深吸了一口气,转回来的时候,声音已经稳了。

      “我给你做手术,”她说,“你放心。”

      后来我才知道,这台手术有多难。下身严重撕裂伤,再差一点就要做造口,再差一点就要丧失排便能力,再差一点就要切除子宫。每一个“再差一点”,都是她用手一点点缝回来的。她说我的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我麻醉了不知道,她就那么站着,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缝。

      像绣花一样。

      她说她做手术的时候,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这个女孩子还这么年轻,她还要结婚,还要生孩子,还要过正常的生活。

      手术很成功。成功到我后来能正常排便、正常生育,什么都没有耽误。我每次想到这件事,都觉得那个长得像章子怡的小姐姐,她是我的恩人。不,她不只是我的恩人,她是把我从废墟里刨出来的人,像地震救援里的人,一块砖一块砖地搬,搬了四个多小时,把我从瓦砾堆里刨了出来。

      术后的恢复期,比手术本身更痛苦。

      每次换药,都是撕心裂肺的痛。那个部位的伤口,神经末梢特别密集,每一次触碰都像被电击。还有拔导尿管,那种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掉,不是疼,是一种比疼更可怕的东西,像是身体深处某个最私密的角落被人硬生生扯开。

      每次换药的时候,我都咬着纱布。

      章子怡小姐姐说:“你叫出来。”

      我偏不叫。

      我不知道我当时在跟谁较劲。跟前夫?跟命运?还是跟我自己?也许都有。也许我只是不想认输。我已经在太多事情上认输了,认了这段婚姻,认了那些殴打,认了那个把我绑在床头一遍遍侵犯的夜晚,认了那个在我身上刻字的企图,我认了太多次了。这一次,换药的时候,我不要再认输了。

      我咬着纱布,一声不吭。

      纱布咬烂了一块,换一块新的,接着咬。

      章子怡小姐姐看着我,眼神很复杂。她没有再劝我叫出来,只是每次换药的时候,动作都更轻一点,再轻一点。

      等到我能下床了,能自主排尿了,有一天,章子怡小姐姐把我叫到她的医生值班室。

      值班室很小,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上下铺。桌上堆着病历和书籍,墙上贴着值班表和一些医学图谱。她让我坐在椅子上,自己靠坐在桌沿上。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女生的身体构造模型。

      就是那种医学院用的教学模型,塑料的,可以拆开,可以看到盆腔、子宫、卵巢、□□。她把它放在桌上,一个一个部件地拆给我看,一个一个地讲解。

      “这是□□,这是子宫颈,这是子宫,这是卵巢……”她的手指在模型上移动,语气平静得像在上课,“你看,女生的身体是很精密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功能,都有它的意义。”

      然后她看着我,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

      她指着模型上那个部位,说:“这是你的小花朵。”

      小花朵。

      她说,小花朵可以拒绝不喜欢的人,可以接受喜欢的人,怎么样都可以。小花朵是你的,只属于你。没有人可以不经你的允许就触碰它,没有人可以伤害它。你才是它的主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很亮,像两颗星星。

      她还告诉我,什么是正常、健康的性生活。她说,性不应该是疼痛的,不应该是恐惧的,不应该是被迫的。性应该是两个成年人之间,基于平等、尊重和爱意,自愿发生的事。如果你不愿意,任何人都不可以强迫你。哪怕是你的丈夫。

      “哪怕是你的丈夫。”

      这句话她说了两遍。

      我坐在那把椅子上,听她讲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里,我没有哭。我把所有的眼泪都咽回去了。我不想在她面前哭,我已经在她面前暴露了太多,我的伤,我的狼狈,我咬着纱布一声不吭的倔强。我不想再让她看到我哭。

      但我回到病房以后,躺在那个墙角加床上,隔着帐篷和帘子,偷偷地蜷缩着,抱着自己哭了。

      不是悲伤的哭,是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哭。像是被人看见了。不是被看见伤口,是被看见了伤口底下那个还活着的人。

      后来我出院了。

      不是我想出院的,是前夫坚持要我出院。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婚,法律上他还是我的监护人。

      一个可笑的事实,一个把你打成这样的人,法律上还是你的监护人,他有权决定你什么时候出院。

      前夫来接我的那天,章子怡小姐姐看了我一眼。

      就一眼。

      那个眼神我读懂了。她没有说话,没有当着前夫的面给我任何东西,只是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的意思是:所有的诊疗记录都有备份,如果日后离婚打官司,肯定用得上。

      我秒懂。

      她是在给我留后路。在那个逼仄的值班室里,在那个摆着人体模型的桌子前,她早就想到了这一步。

      我出院的时候,前夫握着我的手,笑着低下头,摸着我的脑袋,贴着我耳朵说:

      “别闹,和我回家,不然我要你好看。”

      他的声音很轻,很温柔,像是情侣之间的耳语。但每一个字都像刀片。

      我只能暂时屈服。

      我知道那一刻反抗无效。我打不过他,我伤还没好,我连走路都还不太利索,我拿什么反抗?我只能笑,只能点头,只能乖乖地跟他回家。

      但我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不是那一刻下的。是更早的时候,在我咬着纱布一声不吭的时候,在章子怡小姐姐给我讲小花朵的时候,在我看到那个帐篷和帘子的时候,那个决定就已经在发芽了。

      那一刻,那个决定终于破土而出。

      我这次,一定要逃。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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