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声浩荡》知了wzy

1、江边的孩子 第一章

　　第一章江边的孩子

　　一九七五年深秋的那个早晨，长江上的雾气浓得像一床湿透的棉被，捂在白沙洲的上头，怎么也掀不开。

　　沈念舟是被一阵哭声吵醒的。那种哭声他从来没有听过——不是嚎啕，也不是呜咽，而是一种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的闷响。他躺在被窝里，听着外头堂屋里的动静，一开始以为是风，后来听清楚了，是奶奶。

　　他七岁了。七岁的孩子已经懂得很多事情：知道天冷了要往灶膛里塞棉花秆子，知道鸡下了蛋要赶紧从窝里掏出来不然会被黄鼠狼叼走，知道爷爷不在家的时候奶奶的眉头就总是拧着的。但他还不太懂得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大人们的哭声听起来和小孩子的不一样。小孩子哭是敞开了哭的，像是把一碗水泼出去；大人的哭像是把一碗水倒进了沙地里，声音是闷的，但渗下去的那个劲儿，比泼出去的要深得多。

　　他从床上爬起来，赤脚踩在泥地上，凉意从脚底板一直蹿到后脑勺。堂屋里已经站了好几个人。隔壁的王伯、对门的李婶、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男人，都穿着深蓝色的衣裳，袖口上别着一块黑布。奶奶坐在条凳上，身子往前倾着，两只手攥着一块手帕，手帕已经湿透了。她的哭声就是那种闷在沙地里的哭声。

　　“舟儿。”王伯看见了他，走过来，蹲下身子，两只粗糙的大手按在他的肩膀上。王伯的眼睛是红的，鼻头也是红的，像冬天里冻坏了的萝卜。“舟儿，你爸爸……你爸爸在江里出事了。”

　　沈念舟站在堂屋的中央，赤着脚，穿着一条膝盖上打了补丁的棉裤，上身是一件洗得看不出颜色来的旧毛衣。他看着王伯的嘴一张一合，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蹦出来，像是江面上漂浮的木头——他能看见它们，但抓不住。

　　“船翻了。在太子矶那个地方。夜里起的风，谁也没料到。一起跑那条船的四个人，只捞上来两个……”

　　王伯还在说着，声音断断续续的。沈念舟忽然觉得堂屋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好像有什么东西把窗户堵住了。他扭过头去看门外的天，天是灰白色的，像是被江水泡过的纸。长江在远处发出沉闷的声响，那种声音他听了七年了，但今天听起来格外不同——它不再是江的声音，而像是什么巨大无比的东西在呼吸，一吸一呼之间，就把人吞进去了。

　　后来的事情，他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奶奶被人搀着进了里屋，记得李婶给他端了一碗红糖水，记得有人把他的鞋找出来让他穿上，记得堂屋里的八仙桌上摆上了父亲的遗像——那是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父亲穿着工作服，笑得很拘谨，眼睛看着镜头外面。沈念舟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觉得父亲的眼睛好像在看别的地方，不在这个屋子里，不在这个世上。

　　父亲叫沈长河。白沙洲的人说，这个名字起得好，长河就是长江，长江就是长河，在水上讨生活的人，名字里就该带着水。可他们又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名字里的水太多了，人就被水带走了。

　　沈念舟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宿命。他只知道，从那天起，江面上少了一条船，世界上少了一个人，而他——少了一个父亲。

　　沈长河是跑船的。准确地说，是跑拖轮的。从白沙洲到安庆，从安庆到芜湖，再从芜湖到南京，一条拖轮拖着七八条驳船，装煤、装沙、装水泥、装粮食，顺着长江往下走，到了地方卸了货，再逆着江往上走。一趟来回少则七八天，多则半个月。沈念舟从记事起，对父亲的全部印象就是：他总是在江上，偶尔回家，带回来一些远地方的东西——南京的盐水鸭、芜湖的傻子瓜子、安庆的胡玉美蚕豆酱。那些东西的味道他记不太清了，但他记得父亲回家的时候，家里就像过年一样，奶奶会杀一只鸡，母亲会换上那件的确良的碎花衬衫，而他会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听父亲讲江上的事情。

　　父亲说，江上的日出是不一样的。太阳不是从天上出来的，是从水里钻出来的，先是红的，后是金的，最后是白的，像是有人在水底下点了一把火，把整条江都烧开了。父亲说，在江上走夜路的时候，能看见岸上的灯火，一盏一盏的，像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父亲说，最怕的不是大风大浪，是雾。雾起来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船就像在一个大棉花团里转，你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不知道岸在哪儿，不知道别的船在哪儿，只能听——听汽笛，听水声，听心里的那个声音。

　　“那你怕不怕？”沈念舟问过父亲。

　　父亲想了想，说：“怕。但怕也得走。江在那儿，船就得走。”

　　这句话沈念舟记了很多年。后来他长大了，读书了，写文章了，才发现这句话里有很深的道理。但在当时，他只是觉得父亲很勇敢——一个怕着却还在走的人，比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要勇敢得多。

　　母亲姓赵，叫赵玉珍，是从隔壁的青山镇嫁过来的。青山镇比白沙洲大一些，有供销社、有粮站、有一所中心小学，所以赵玉珍嫁到白沙洲来，算是下嫁了。白沙洲的人都说，沈长河好福气，娶了一个镇上的姑娘，长得又好看，又识文断字。赵玉珍确实识文断字，她高小毕业，能看报纸，能写信，还会打算盘。她在白沙洲的代销店里做售货员，卖盐、卖酱油、卖煤油、卖针头线脑，是镇上少有的几个吃商品粮的女人。

　　但赵玉珍在白沙洲过得并不开心。沈念舟隐约记得，母亲总是皱着眉头，总是在叹气，总是在跟奶奶说一些他听不太懂的话——“这地方太偏了”、“什么时候才能搬出去”、“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江边”。奶奶听了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布的声音，一针一针的，像是在缝补什么。

　　父亲出事之后，赵玉珍的变化是明显的。她不怎么哭了——或者说，她在人前不怎么哭了。她把眼泪留给了夜晚。沈念舟有好几次半夜醒来，听见隔壁房间里传来压抑的抽泣声，那种声音比他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让他害怕。他宁愿听见奶奶那种闷在沙地里的哭声，也不愿意听见母亲这种藏在黑暗里的哭声。因为奶奶的哭声是有声音的，有形状的，你知道它在哪儿；而母亲的哭声像是一只手，在黑暗中伸过来，掐住了你的喉咙，让你也喘不上气来。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江面上结了冰——这在南方是很少见的事情。冰不厚，薄薄的一层，像是江面上铺了一层玻璃纸，但就是这层薄冰，把整个白沙洲冻住了。人们说话的时候嘴里冒着白气，鸡鸭不肯出窝，狗缩在灶台边上发抖。沈念舟的手上生了冻疮，十个手指头肿得像胡萝卜，又痒又疼，夜里放在被窝里暖着，痒得更厉害，恨不得把手剁掉。

　　那个冬天，赵玉珍开始频繁地去县城。她总是天不亮就走，搭最早的那班过路车，天黑透了才回来。每次回来，脸上的表情都不一样——有时候是沉默的，有时候是恍惚的，有时候带着一种奇怪的、像是下了什么决心的神情。奶奶不问，沈念舟也不敢问。他只是注意到，母亲出门的时候穿的是那件灰棉袄，回来的时候棉袄上总是沾着县城里的味道——汽车尾气的味道、食堂里的味道、还有他辨认不出的、陌生的味道。

　　开春之后，长江上的冰化了，水又流动起来了。但赵玉珍的心，好像在那个冬天被冻住了，没有化开。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正月还没过完，江堤上的柳树就冒了芽，那种嫩绿色的小芽苞，像是谁用毛笔在枝条上点了一滴颜料，慢慢洇开了。地里的油菜花开了，一片一片的黄，黄得晃眼睛。长江的水位开始涨了，浑浊的江水挟着上游来的泥沙，浩浩荡荡地往下游去，发出那种永不停歇的、像是叹息一样的声音。

　　三月里的一天，赵玉珍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她坐在堂屋里，坐在奶奶对面，两个人隔着一张八仙桌，谁都没有说话。沈念舟在门外的台阶上坐着，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他竖起耳朵听屋子里的动静，但什么都听不见——只有沉默，一种比任何声音都响亮的沉默。

　　后来，赵玉珍出来了。她站在门口，逆着光，沈念舟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她的轮廓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边，像年画上的人。她蹲下来，和沈念舟平视，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她的手很凉，即使在春天里也是凉的。

　　“舟儿，”她说，“妈要走了。”

　　沈念舟手里的树枝停在半空中。他没有抬头，看着地上他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线条——一个圆圈代表太阳，一条波浪线代表江，一个小人代表他自己。

　　“去哪儿？”

　　“去县城。”赵玉珍的声音很平，像是被熨斗烫过的布，没有一丝褶皱。“妈……妈找了新的工作。在县城的纺织厂。”

　　沈念舟听出来了，母亲的话里有一个停顿，在那个停顿的地方，藏着一些她没说出来的东西。七岁的孩子已经能够辨认出大人话语中的停顿了——那些停顿就像是江面上的雾，雾后面有什么，你看不见，但你感觉得到。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赵玉珍没有回答。她的手从沈念舟的头上移开，落在了他的肩膀上，轻轻握了一下，然后站起来。

　　“你要听奶奶的话。”她说，“好好念书。”

　　她转身走了。沿着白沙洲唯一的那条石板路，一直往北走，走到公路边上，等那趟过路的班车。沈念舟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越走越远，越走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公路的尽头。他忽然想起来，他忘了问母亲一件事——他忘了问她，要不要送送她。

　　那天晚上，奶奶没有做饭。她坐在堂屋里，面前放着父亲的遗像，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沈念舟自己到灶房里，舀了一碗剩饭，浇了一点酱油，蹲在灶台后面吃完了。吃完之后他到院子里去，站在那棵歪脖子枣树下，仰头看天。天上的星星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是谁把一把米撒在了黑布上。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江上的灯火像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的。他心想，如果星星掉下来了，是不是也会像父亲一样，沉到江底去，再也上不来？

　　后来他回到屋里，躺在自己的床上，听见奶奶在隔壁房间里翻箱倒柜的声音。那声音持续了很久，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又像是在把什么东西藏起来。再后来，声音停了，一切都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长江的声音——那种遥远的、沉闷的、像是大地在呼吸的声音。

　　沈念舟把被子蒙在头上，在被窝里睁着眼睛，想了很久很久。他想父亲，想母亲，想那条拖轮，想那个叫太子矶的地方。他不知道太子矶是什么样子，但他想象中那是一个巨大的石头，像一只趴在水里的怪兽，张着嘴，等着船经过，然后一口吞下去。他想着想着，忽然觉得自己的喉咙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怪兽，不是石头，而是别的东西。一种他从那天早晨醒来就一直压在胸口的东西，像一块湿透的棉花，又重又闷，让他喘不上气。

　　他张开嘴，想喊一声“妈”，但那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出不来。他试了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都只能发出一声含混的、像是被捏住了脖子的声音。他慌了，从被窝里坐起来，用力地咳嗽，用力地清嗓子，但那个字就是出不来——不是“妈”这个字不见了，而是所有字都不见了。他的嘴巴能张开，舌头能动，气流能从肺里出来，但它们就是组合不成一个完整的音节，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他的喉咙里掐着，把每一个字都在出口之前捏碎了。

　　他哭了。无声地哭了。眼泪从脸上淌下来，滴在被子上，一滴一滴的，像是屋檐下的雨水。他哭着哭着，忽然发现了一件事——他发不出声音了，但他还能哭。哭不需要声音，哭只需要眼泪。眼泪是自由的，没有人能掐住眼泪。

　　那天夜里，沈念舟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嘴巴可能会背叛他。而他唯一能依靠的，是那些不需要嘴巴的东西——眼睛、耳朵、手、心。还有，将来他会发现的，笔。

　　奶奶姓什么，沈念舟一直不太清楚。他只记得白沙洲的人都叫她“沈婆婆”，或者“老顺家的”。老顺就是他的爷爷，沈老顺。

　　沈老顺不在家。他被打成了□□，送到江北的劳改农场去了，具体是哪一年送走的，沈念舟没有问过，只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久到他的父亲还没有娶亲，久到白沙洲还没有通公路。沈老顺每隔一年半载会托人带一封信回来，信是用毛笔写的，写在那种黄色的草纸上，字迹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像是刻出来的。信的内容总是差不多——问家里好不好，问长河跑船累不累，问念舟长高了没有。信的最后总是一句话：“我在江北，一切安好，勿念。”

　　奶奶每次收到信，都会把信放在膝盖上，用手掌慢慢地抚平，一遍一遍地抚，像是要把信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摸出温度来。她不识字，但她认得爷爷的笔迹——那种瘦硬的、筋骨分明的笔迹，像是一棵在石缝里长出来的树。她抚完了信，就把信叠好，塞进枕头底下，和她的几件嫁妆放在一起。

　　父亲走后，奶奶变得更沉默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院子里和邻居拉家常，不再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的时候哼那些老掉牙的歌谣。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喂鸡喂鸭，扫院子，然后坐在堂屋里，对着父亲的遗像发呆。有时候她会忽然站起来，走到门口去，朝公路的方向看一眼——那是母亲离开的方向——然后折回来，重新坐下。

　　沈念舟开始学着做很多事情。他学会了生火——先把棉花秆子折断，架成一个小帐篷的样子，最底下塞一点废纸，用火柴点着，等火烧旺了再添粗一点的柴。他学会了煮粥——半碗米，三碗水，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用筷子架在锅盖下面，防止粥溢出来。他学会了到江边去提水——两只铁皮桶，一根扁担，他个子矮，扁担两头的钩子要挽起来一截才能不让桶拖在地上。从家到江边有三百步，他数过。从江边到家也有三百步。他每天要走四个来回，才能把水缸装满。
　　白沙洲的人看见一个七岁的孩子挑着水桶在石板路上走，摇摇晃晃的，桶里的水溅出来，在石板上留下两道湿湿的痕迹，有人会叹一口气，说一句“可怜”，有人会别过头去不看，也有人会伸出手来帮他一把。王伯帮他劈过柴，李婶帮他缝过衣裳，代销店的老周有时候会多给他两块水果糖，不要票。
　　但没有人能帮他做一件事——上学。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沈念舟该上小学了。白沙洲小学就在镇子东头，三排平房，一个土操场，一根旗杆，旗杆顶上永远飘着一面褪了色的红旗。学校离家不远，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开学那天，奶奶找出了一件父亲的旧衬衫，改小了，洗得干干净净，让他穿上。又用剪刀给他理了理头发，虽然剪得像狗啃的，但总比之前长长了披着强。
　　“舟儿，”奶奶蹲下来，给他系上纽扣，最后一颗扣子系了很久，手在发抖，“去念书。好好念。”
　　沈念舟点了点头。他背上奶奶用碎布拼的书包，里面装着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两个本子，走出了家门。阳光照在石板路上，亮晃晃的，他眯着眼睛往前走，心里有一种奇怪的 feeling——不是高兴，也不是紧张，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但他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上课铃正好响了。铃声是手动摇的，一个老头儿站在旗杆下面，摇着一个铜铃，叮当叮当的声音在秋天的空气里传得很远。沈念舟跟着一群孩子往教室里走，一年级在左边第一间，门口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年级”三个字，他认识那个“一”字，爷爷在信里写过。
　　教室里面摆着十几张长条桌，每张桌子后面坐着两个孩子，前面是一块刷了黑漆的木板，木板上用粉笔写着几个大字，他认识其中一个——“人”。
　　老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姓孙，扎着两根辫子，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脚上是一双解放鞋。她站在讲台上，微笑着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走进来，找到空位子坐下。沈念舟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书包放在桌上，两只手叠在一起，端端正正地坐着。他看见窗外的操场上空无一人，旗杆上的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远处的江堤上有一棵歪脖子柳树，柳枝在风里飘着。
　　“同学们好，”孙老师开始点名了，“我点一个名字，答一声‘到’。”
　　她拿起花名册，开始念。
　　“王小军。”
　　“到！”前排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大声回答。
　　“李红梅。”
　　“到。”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细声细气地说。
　　“张建国。”
　　“到！”
　　一个接一个的名字，一个接一个的“到”。沈念舟坐在后排，听着这些声音，心里开始紧张起来。他的手心出汗了，两只手在桌子底下攥在一起，攥得指节发白。他知道马上要轮到他了。他知道他的名字叫沈念舟。他知道“沈”是第三声，“念”是第四声，“舟”是第一声。他在心里默念了很多遍，每一个字都在心里是清清楚楚的，像是写在纸上一样清楚。
　　“沈念舟。”
　　孙老师念到了他的名字。
　　沈念舟张开嘴。气流从肺里出来，经过喉咙，经过声带，到了舌头上。他要把那个“沈”字推出去——上齿龈，舌尖，气流，震动——但他推不出去。那个字卡在喉咙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像是一块石头堵在洞口，水在后面涌着，但就是出不来。
　　他再试一次。用力地、拼命地试。他的脸憋红了，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来，嘴巴张着，舌头在口腔里徒劳地动着，但出来的只有一个含混的、破碎的音节——“sh……sh……”
　　教室里安静了一秒。然后，笑声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哈哈哈哈，他说不出来！”
　　“哑巴！他是个哑巴！”
　　“沈——念——舟，哈哈，沈——念——舟！”
　　孙老师在讲台上拍了拍桌子：“安静！安静！”但笑声压不住，像是开了闸的水，哗啦啦地往外淌。沈念舟坐在座位上，脸烧得像一块炭，耳朵里嗡嗡地响，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黑板、窗户、旗杆、同学们的笑脸，全都搅在一起，变成了一团模糊的颜色。
　　他低下头，看着桌上的书包。碎布拼成的书包，是奶奶一针一线缝的。书包里装着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两个本子，是奶奶从代销店赊来的。他想起奶奶给他系纽扣时发抖的手，想起她说“好好念”时眼睛里的光。他忽然觉得，那束光被他弄灭了。不是他故意的，但就是灭了。
　　那天放学后，他没有回家。他一个人走到江边去，坐在堤坝上，看江水从西往东流。夕阳把江面染成了金红色，波光粼粼的，像是有人在江面上撒了一把碎金子。远处有一条拖轮，拖着七八条驳船，慢吞吞地往下游走，烟囱里冒着黑烟，汽笛声呜呜地响着，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唱。
　　沈念舟坐在堤坝上，把脸埋在膝盖里，哭了很久。他哭的时候没有声音——不是不想发出声音，而是发不出来。他只能让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落在裤子上，落在鞋上，落在堤坝的石头上，被风吹干，被太阳晒干，被江水的声音淹没。
　　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江在那儿，船就得走。”
　　他心想，那我在哪儿？我这条船，要往哪儿走？
　　江没有回答他。江水只是流着，永远地流着，从昨天流到今天，从今天流到明天，从父亲的年代流到他的年代，从悲伤流到悲伤。

　　沈念舟不知道的是，在他坐在江边哭泣的那个傍晚，他的爷爷沈老顺，正在江北的劳改农场里，用一只残废的右手，在草纸上给他写信。
　　沈老顺的右手是在劳改的时候伤的。具体是怎么伤的，他后来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详细说过。沈念舟只知道，爷爷的右手除了大拇指之外，其余四根手指都无法完全伸直，永远保持着一种微微弯曲的姿态，像是握着什么东西——一支笔，一把锄头，或者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但这只残废的手，却能写出白沙洲最漂亮的毛笔字。一笔一划，筋骨分明，像是从帖上临下来的。
　　沈老顺在信里写道：
　　“念舟吾孙，见字如面。闻汝已入小学，甚慰。人生在世，如船行江中，有顺流之时，亦有逆水之刻。顺流不可骄，逆水不可馁。记住，嘴不利索，就让笔利索。舌头会打结，但心不会。爷爷在江北，一切安好，勿念。”
　　这封信在一个月后才送到白沙洲。沈念舟拆开信的时候，奶奶就坐在旁边，看着他读。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声音很小，断断续续的，但每一个字都念对了。念到最后，他把信纸翻过来，看见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是爷爷另外加上去的：
　　“江上的船，不靠岸，是因为江还没有走完。”
　　沈念舟把信读了三遍。然后他把信纸小心翼翼地叠好，塞进枕头底下，和奶奶的那些宝贝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条大船上，船在长江中间走，四周都是雾，什么都看不见。他站在船头，张开嘴想喊，但喊不出声音。忽然，雾散开了，他看见岸上有一个人，朝他招手。那个人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笑得很拘谨，眼睛看着他的方向——不在别处，就在他的身上。
　　是父亲。
　　沈念舟想跑过去，但船在动，岸在退，他怎么也够不到。父亲就一直招着手，一直笑着，直到消失在雾气里。
　　醒来的时候，他的枕头湿了一片。他不知道那是汗水还是眼泪，或者两者都有。
　　窗外的长江，还在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