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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三年 大雍三百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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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雍三百一十七年,春。
陶粟十五岁了。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
先是周平病了。
老县丞操劳了十几年,身体早就垮了。那天他在县衙里整理账册,忽然一头栽倒,再也没能站起来。
大夫说是积劳成疾,需要静养。
陶粟坐在他的病床前,看着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忽然问了一句:“你在这穷地方待了十几年,图什么?”
周平虚弱地笑了笑,说:“不图什么。就是……总得有人留下来。”
陶粟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县衙,坐到那张破旧的案桌前,拿起周平没整理完的账册,一本一本地翻。
从那天起,浔阳的政务,落到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肩上。
她什么都不懂。不知道赋税怎么收,不知道案子怎么判,不知道公文怎么写。她一边翻周平留下的旧档,一边学,一边犯错,一边改。
青萝心疼得不行,劝她别太拼。
她只是摇摇头,说:“周县丞病了,总得有人管。”
夏天的时候,浔阳下了一场大雨。
那是三年来最大的一场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干裂的田地喝饱了水,庄稼蹭蹭地往上长。百姓们高兴得哭了,跪在地里磕头,说是老天爷开了眼。
陶粟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些绿油油的庄稼,忽然笑了。
那是三年来,青萝第一次看到她真心实意地笑。
可好景不长。
秋天的时候,朝廷的税吏来了。
说是要加征“平乱税”,每亩地多收三斗粮食。百姓们跪在地上求情,说今年的收成刚够糊口,实在交不出多余的粮食。
税吏冷着脸说:“这是朝廷的旨意,谁敢不交?”
陶粟站在县衙门口,看着那些跪在地上的百姓,看着他们脸上的绝望,忽然想起了什么。
疥癣之疾。
在朝堂上的人看来,浔阳不过是一块疥癣。可在这块疥癣上,活着的是一条条人命。
她走上前,对税吏说:“浔阳的赋税,我会向朝廷请示。今年的加征,暂缓。”
税吏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嗤笑一声:“七公主,您的封地,您说了算。可朝廷的赋税,您说了不算。”
陶粟没有生气,只是平静地说:“那就请回长安,告诉朝廷——浔阳交不出粮食。如果要硬收,就把我的命拿去抵。”
税吏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这个传说中“顽劣散漫”的公主,会说这样的话。
他最终没有硬收,灰溜溜地回了长安。
可陶粟知道,这只是开始。
那一年的冬天,格外的冷。
小福死了。
就是那个她第一天到浔阳时,在村口看到的舔碗底的孩子。
小福今年九岁了,瘦得像一根柴火棍,可眼睛很大,很亮,总是跟在她后面跑,喊她“陶七姐姐”。
他死于一场风寒。
其实不是风寒。是饿的。饿得太久了,身体太弱了,一场小小的风寒就要了他的命。
陶粟赶到的时候,小福已经不行了。他躺在床上,脸色青紫,嘴唇干裂出血,呼吸又急又浅。
他妈妈跪在旁边哭,哭得嗓子都哑了。
小福看到她,眼睛亮了一下,用最后的力气说:“陶七姐姐……我饿……”
然后他就闭上了眼睛。
陶粟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她没有哭。她已经很久不会哭了。
她只是蹲下来,把小福瞪大的眼睛合上,轻轻地说:“对不起。姐姐没能让你吃饱饭。”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浔阳河边,坐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青萝找到她的时候,她的嘴唇冻得发紫,可她的眼睛亮得吓人。
“青萝。”她说,“我要写信给阿姐。”
“又写?”
“写。”陶粟站起来,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要告诉她,浔阳有人在饿死。我要问她——她的‘平乱税’,到底是要平哪门子的乱?北狄在边境,叛军在西南,浔阳的百姓犯了什么错,要替他们交税?”
青萝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十五岁的少女,和三年前不一样了。
不是不依赖陶时了。
是依赖里,开始长出别的东西。
那封信,陶粟写了整整一个晚上。
她写了很多。写小福,写周平,写浔阳这三年的变化。写她学会了看账本,学会了种地,学会了判案子。写她有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有时候又觉得,哪怕只是让一个人多活一天,也是好的。
最后她写:
“阿姐,你说过会来接我。我等了三年了。
我知道你忙,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我不怪你。
可我想问你一件事——在你的心里,浔阳的百姓,是不是真的只是‘疥癣之疾’?
粟儿”
写完之后,她把信装好,交给青萝。
“送去长安。”
青萝接过信,犹豫了一下:“公主,长公主……会回信吗?”
陶粟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这是她第一次说“不知道”。
以前她总是说“会的”“一定会的”“阿姐只是太忙了”。
可这一次,她说“不知道”。
青萝心里一紧,没有再问。
信送到长安时,已是隆冬。
陶时坐在东宫的书房里,拆开信封,看到那熟悉的歪歪扭扭的字迹。
她看得很慢。
看到小福死的那一段时,她的手指微微收紧。
看到“疥癣之疾”四个字时,她的瞳孔缩了一下。
这是杨太后说过的话。陶粟用这句话来问她。
她握着信纸的手开始发抖。
不是因为冷。
是因为她知道答案。
可她不敢说。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把信收进抽屉里。
“殿下,七公主的信……”女官轻声问,“要回吗?”
陶时摇了摇头。
“那浔阳的税——”
“照收。”陶时的声音很平,平得不像是在说与活人有关的事,“朝廷需要银子。”
女官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陶时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的雪。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个冬天,她和陶粟缩在冷宫里,没有炭火,没有棉衣,两个人抱在一起取暖。
陶粟问她:“阿姐,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冷?”
她说:“等阿姐当了储君,就不会冷了。”
现在她当了储君。
可她还是觉得冷。
不是身体冷。
是心里冷。
她不知道,浔阳的陶粟,是不是也一样冷。
她不敢想。
浔阳的冬天,比长安的更冷。
陶粟坐在窗前,等回信。
等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信没有来。
春天来的时候,青萝小心翼翼地问她:“公主,还等吗?”
陶粟看着窗外新绿的柳枝,沉默了很久。
“不等了。”她说。
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可那天晚上,青萝路过她的房间,听到里面有很轻很轻的哭声。
她没有推门进去。
只是站在门外,陪着哭了一夜。
这一年,陶粟十五岁。
她没有等到陶时的回信。
可她学会了不再问“阿姐什么时候来接我”。
不是不想问了。
是不敢问了。
怕问到最后,答案是——她不会来了。
开春的时候,一封来自长安的密信送到了陶粟手中。
不是陶时写的。
信封上落款是三个字——沈芸。
陶粟拆开信,只看了一眼,手指便僵住了。
信上只有一句话:
“七公主,长公主已决意铲除三公主,不日将血洗朝堂。您若想回京,请在三月之前,务必保持沉默,不可轻举妄动。”
陶粟握着信纸的手开始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阿姐不接她回去,不是因为她忙。
是因为阿姐要杀人。
而她,不能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