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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千禧之晨（2000年春） 兴化撤县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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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五点半，乌巾荡的水面还笼罩在春末的薄雾里。
陈永福划着那条用了十二年的木质渔船，桨声在寂静的水面上传出很远。船头站着两只鱼鹰，羽毛在朦胧的天光里泛着青黑色的金属光泽。这是他父亲传下来的鱼鹰，算起来，陈家驯养鱼鹰捕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二十七年——那一年陈永福的爷爷从高邮逃水灾来到兴化，在乌巾荡边搭了第一个茅草棚。
“老伙计，最后一趟啦。”陈永福低声对其中一只鱼鹰说。那鹰像是听懂了，转过头用琥珀色的眼睛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去盯着水面。
今天确实是“最后一趟”了——不是今天过后不再捕鱼，而是不再用这种方式大规模捕鱼。三天前，儿子建国从城里带回消息，说明年开始市里要规范渔业，像他这种传统方式，要么改造渔船装上发动机，要么就申请“文化保护”当个展览项目。陈永福当时就摔了筷子：“我捕了一辈子鱼，还要人保护？笑话！”
可他知道这不是笑话。这些年，乌巾荡的水越来越浅，鱼越来越少。年轻人都往外跑，留下来的也开始用网箱养鱼。只有他这样的老顽固，还守着清晨出船、鱼鹰捕鱼的规矩。
鱼鹰突然动了。几乎是同时，两只鹰扎进水里，水面只泛起一圈涟漪。陈永福立刻停桨，双手抓起竹竿准备。不到一分钟，第一只鱼鹰浮出水面，喉咙鼓鼓的。陈永福熟练地用竹竿把它引到船边，伸手一捏鹰的脖颈，一条半斤重的鲫鱼就吐进了船舱。
船舱里已经有十几条鱼，在浅浅的水里游动。这些鱼会在七点钟送到东门外的菜市场，那个戴眼镜的周老师每周六都会来买两条，说是“野生鲫鱼熬汤最补”。周老师是文化局的，有时会多问几句鱼鹰捕鱼的门道，陈永福总是敷衍过去——文化人问这些做什么？他们又不靠这个吃饭。
太阳从垛田那边露了个头，雾气开始散去。陈永福眯起眼睛，能看到远处新建的楼房轮廓。那些楼是去年开始盖的，六层，听说是市里第一个有电梯的住宅小区。建国说想去看看，被他骂了一顿：“住那么高，脚不沾地，算什么过日子？”
可骂归骂，陈永福心里明白，儿子是对的。这个世界在变，而且变得很快。就像这乌巾荡，三十年前他刚跟父亲学捕鱼时，荡子一眼望不到边，现在呢？围湖造田、修路建厂，水面缩了至少三成。
“爸！”
岸上传来喊声。陈永福抬头，看到大儿子建国站在码头上，穿着那件崭新的灰色夹克——那是去年去苏州打工时买的，兴化还没得卖。
“这么早？”陈永福把船靠岸。
“跟您商量个事。”□□跳上船，船身晃了晃，“苏州那边有个建筑工地招工，包吃住，一个月六百。”
陈永福没接话，低头收拾渔具。鱼鹰们站在船头梳理羽毛，对这个常年在外的“少主”并不热情。
“六百啊，爸。”□□加重语气，“我在家捕鱼，一个月能挣两百就不错了。”
“在家饿着你了？”
“不是饿不饿的问题。”□□蹲下来，看着父亲，“秀英下个月要交进修费，三百块。您拿得出来吗？”
陈永福的手停了。女儿秀英在兴化中学教语文，去年考上南京师范学院的函授班，这是好事。可三百块……他看了眼船舱里的鱼，这些全卖了也就四五十块。
“我想过了。”□□继续说，“我去苏州干一年，能把秀英的学费挣出来，还能存点。等明年……”
“明年你就不会想回来了。”陈永福打断他，“去苏州的人我见得多了，去一个，跑一个。上海、南京、广州，哪里都比兴化好，是不是？”
父子俩沉默地对峙着。码头上传来自行车铃声，早起的菜农开始进城了。
“我不管您同不同意。”□□站起来，“车票我已经买了，后天早上的。”
陈永福猛地抬头，看到儿子眼里有种他熟悉又陌生的倔强——三十年前，他非要娶荡西村的姑娘，也是这样的眼神。后来那姑娘成了建国的娘，生建国时难产走了。
“随你。”陈永福吐出两个字，转身继续收拾。
□□在船上站了一会儿，终究没再说什么，跳上岸走了。脚步声渐远，陈永福才停下动作，望着儿子消失的方向，久久没有动。
同一时间，兴化市文化局二楼档案室里，周明远正对着一堆发霉的卷宗发愁。
“老周，还没走？”门卫王师傅探头进来，“都六点多了。”
“就走就走。”周明远应着，手里却小心地翻开一本1958年的《兴化民歌集》。纸页已经脆黄，稍用力就会碎裂。这是上周从下属乡镇文化站收回来的，放在仓库角落里不知多少年，被雨水浸过又阴干，已经粘连在一起。
作为文化局地方志办公室的副主任，周明远最见不得这个。兴化建县一千多年，宋代范仲淹在这里修过海堤，元代施耐庵在这里写过水浒，明代“兴化三宰相”李春芳、吴甡、高谷，清代“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历史一层层堆积在这片土地上，可记录这些历史的纸张，却在以更快的速度消亡。
“周主任。”打字员小赵走进来，手里拿着份文件，“李局长让您看看这个，明天会议上要讨论。”
周明远接过，是《关于兴化市老城区改造前期文化资源评估的报告》。他快速浏览，眉头越皱越紧：“这评估太简单了。四牌楼、状元坊、上池斋药店……这些明清建筑就列个名字，连保护等级都没标？”
“评估公司说时间紧，先列清单，详细评估后续再做。”
“后续？”周明远提高音量，“推土机到了门口，还有‘后续’吗？”
小赵缩了缩脖子。周明远意识到自己失态，摆摆手：“你先下班吧，我看完放李局长桌上。”
档案室重新安静下来。周明远走到窗前，看着渐渐苏醒的老城区。从这里能看到四牌楼的飞檐，那是明代建筑，□□期间差点被拆，是他老师——当时的文化馆长——带着人连夜用草席木板把它裹起来，谎称是“临时仓库”，才保下来的。
现在呢？现在保得住吗？
他想起昨天遇到的那个苏州来的开发商，穿着笔挺的西装，在市政府会议室里侃侃而谈：“兴化老城区建筑密度过大，消防隐患严重，改造势在必行。我们计划保留少量标志性建筑，其余区域整体开发，建设现代化商业住宅综合体……”
“少量是多大？”周明远当时问。
开发商微笑：“这个需要专家评估。”
周明远知道那种微笑——礼貌，但不容置疑。他太熟悉了，这些年到处都在拆，扬州、泰州、盐城，老房子一片片倒下去，新楼房一栋栋立起来。都说这是“发展的代价”，可周明远总觉得，有些东西一旦消失，就再也回不来了。
桌角的电话响了。周明远接起来，是女儿雨薇。
“爸，你还在单位？”
“马上回。”
“妈让我问你，明天沈老师七十大寿，礼物准备好了没？”
周明远一拍脑门：“差点忘了！我这就去准备。”
沈老师是兴化中学的退休历史教师，也是周明远的启蒙老师。□□后第一批恢复职称的中学校师，编过《兴化乡土历史读本》，虽然没正式出版，但在各学校油印流传，影响了一代人。明天是他七十大寿，周明远特意请人写了幅字，还没去取。
锁好档案室的门，周明远骑车穿过清晨的街道。路过兴化中学时，他看见几个学生蹲在校门口吃早饭，塑料袋装着蒸饭包油条。他想起来，女儿雨薇上中学时也爱吃这个，每天五毛钱，能吃到毕业。
如今雨薇从南京财经大学毕业半年了，不肯按分配进银行，非要回兴化开什么“网吧”。周明远不懂什么叫网吧，只听说是用电脑上网的地方。一台电脑一万多，她哪来这么多钱？说是和同学合伙，可合伙人是谁？可靠吗？
这些问题盘旋在周明远脑子里，像一群赶不走的蜜蜂。
垛田镇陆家村，陆大有蹲在自家垛田边，看着手里那张皱巴巴的通知单发愣。
“生态农业技术培训班，为期三天，包食宿，限额三十人。”
通知是镇农技站昨天送来的。陆大有小学毕业，认得这些字，但连在一起就有点费解。“生态农业”是什么？他问送通知的小年轻，对方解释了半天，什么“不用化肥农药”、“种养结合”、“循环利用”，说得陆大有更糊涂了。
“大有叔，去听听呗。”邻居家儿子小刚凑过来，“我听说讲得好的，还能申请补贴。”
“补贴多少？”
“那就不知道了。”
陆大有把通知单折好放进口袋。他家有五亩垛田，种油菜、水稻，也种点茨菰、荸荠。垛田是兴化特色，一块块田像岛屿一样浮在水面上，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祖祖辈辈都这么种，现在突然说要换“生态”种法？
“大有！”妻子在屋里喊，“吃饭了！”
早饭是粥、咸菜，还有昨晚剩的鱼。陆大有闷头吃着，脑子里还在想那个培训班。儿子小鹏从里屋出来，睡眼惺忪：“爸，今天去城里吗？”
“干啥？”
“职校招生，我想去看看。”
陆大有筷子一顿：“看什么看？老老实实种地。”
“种地有什么出息？”小鹏顶嘴，“我们班上一半人都去学技术了，学汽修、学电工，一个月能挣好几百。”
“种地没出息，你吃的饭哪来的？”
“以后说不定不用种地了。”小鹏小声嘀咕，“都进城打工了，谁还吃自家种的？”
这话戳中了陆大有的痛处。确实，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少。过年时聚在一起，说的都是外面的事：上海地铁、深圳高楼、东莞工厂。种地？种地是没本事的人才干的。
“你想学什么？”陆大有忽然问。
小鹏眼睛一亮：“汽修！老师说汽车越来越多，修车肯定赚钱。”
“学费多少？”
“一年两千。”
陆大有不说话了。两千块，家里一年的收成除去成本，也就剩这么多。给了学费，家里怎么办？
“先吃饭。”妻子打圆场，“这事慢慢商量。”
吃完饭，陆大有划船去镇上。经过一片垛田时，他看到几个陌生人拿着仪器在测量什么。船靠近些，听到他们在说普通话，不是本地口音。
“请问，你们这是？”陆大有停船问。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转过头：“我们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来做土壤采样。”
“采样干啥？”
“分析土壤成分，为生态农业改造做准备。”年轻人很热情，“大叔，您家有垛田吗？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的试验项目？有补贴的。”
又是“生态农业”。陆大有含糊应了两句，划船离开了。他心里乱糟糟的，像这春天的水，表面上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
到了镇上，陆大有先去农技站。办公室里已经坐了几个人，都是附近村的农民，互相认识。
“大有也来了？”王庄的老李打招呼，“你也对那个生态农业感兴趣？”
“来看看。”陆大有坐下，“老李你知道这是啥不？”
“听说是新路子。”老李压低声音，“我侄子在上海打工，说那边人现在爱吃‘有机菜’，比普通菜贵好几倍。估摸着就是这个意思。”
“不用化肥能长菜？”有人质疑，“那不是回到解放前了？”
正说着，农技站的张技术员进来了。三十出头，大学毕业后分到镇上，干了七八年，和农民们都熟。
“各位叔伯都来了，好事啊。”张技术员开门见山，“这个生态农业培训班，是市里重点推的项目。为什么推？两个原因：第一，咱们兴化的垛田风光好，市里想搞旅游，如果田里都是化肥农药味，谁来旅游？第二，现在城里人讲究健康，绿色食品能卖高价。”
“不用化肥用啥？”有人问。
“用有机肥。猪粪、鸡粪发酵，还有绿肥。”
“那虫害咋办？”
“物理防治，生物防治。比如用防虫网，或者养鸭子吃害虫。”
底下议论纷纷。陆大有听着，心里算着一笔账：不用化肥，产量肯定下降；但价格能上去，还能拿补贴，说不定真能赚更多？而且张技术员说了，第一批试点户，政府包销路。
“我报名。”陆大有忽然说。
周围安静了一下。老李惊讶地看着他：“大有，你想好了？”
“想好了。”陆大有站起来，“反正老法子也赚不到钱，试试新路子。”
张技术员笑了：“好！陆叔有魄力。培训班后天开始，在市委党校，记得带换洗衣服。”
走出农技站，陆大有心里那团乱麻似乎理顺了些。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大有，地是根本，但种地不能死种，得看天时，也得看世道。”
现在的“世道”，是不是要变一变了？
下午两点，兴化市政府三楼会议室，“兴化发展论坛”第一次会议即将开始。
周明远坐在后排，看着手里的议程表。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新世纪兴化发展路径选择”，发言的有市领导、学者、企业家，还有两个乡镇代表。陈永福和陆大有都不在名单上——一个普通渔民和一个普通农民，自然没资格参加这种会议。
李书记主持会议开场：“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进入新世纪的第一次发展论坛。兴化撤县建市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有成绩，也有不足。面对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兴化的路该怎么走？”
第一个发言的是发改委主任，一堆数字和术语：GDP增长率、产业结构调整、招商引资目标……周明远听得昏昏欲睡。直到文化局长发言，他才打起精神。
“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重视文化保护。”局长说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兴化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建议在老城区改造中，实施‘点状保护’，保留重要文物建筑……”
“点状保护”这个词让周明远皱眉。他举手要求发言。
“周主任请讲。”
“我想问，‘点状保护’具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只保留几个孤零零的古建筑，周围全拆掉？那样历史环境就破坏了，建筑本身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会议室安静了一下。苏州来的开发商代表——一个姓吴的中年人——微笑着说：“这位同志的担心有道理。但我们要考虑现实：老城区大部分建筑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的砖木结构，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全部保留不现实，也不符合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
“可以修缮。”周明远坚持，“扬州的东关街、苏州的山塘街，都是成片保护修缮，现在成了旅游名片。”
“那需要大量资金。”吴代表依旧微笑，“兴化的财政状况，能支撑这样的改造吗？”
这话戳中了软肋。周明远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李书记适时插话：“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宏观发展路径。下面请南京大学的王教授发言。”
王教授是区域经济专家，说话带着学术腔：“我认为兴化的发展，要打好三张牌：一是生态牌，利用垛田湿地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二是文化牌，挖掘历史名人资源；三是区位牌，虽然现在交通不便，但规划中的宁盐高速可能会经过兴化，要提前布局……”
周明远听着，思绪飘远了。他想起了沈老师。当年沈老师上课时说：“兴化的历史，是水写成的。我们的祖先在这片沼泽地上围田造地，建城立县，靠的是智慧和韧性。现在时代变了，但这份智慧和韧性不能丢。”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结束时天已擦黑，周明远骑车回家，路过东门菜市场。摊贩们正在收摊，地上到处是烂菜叶和污水。他看到陈永福蹲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两个木盆，一个盆里还有几条小鱼在游。
“周老师！”陈永福看到他，站起来，“还有两条鲫鱼，您要么？”
周明远停下：“今天卖得不好？”
“剩几条小的，不好卖。”陈永福苦笑，“现在人都爱买养殖鱼，肉肥。野生的小，刺多。”
周明远掏出五块钱：“都给我吧。”
“太多了，三块就行。”
“拿着吧。”周明远把鱼装进塑料袋，“陈师傅，听说您儿子要去苏州？”
陈永福脸色一黯：“后天走。”
“年轻人出去闯闯也好。”
“就怕一去不回啊。”陈永福叹口气，“周老师，您有学问，您说说，这兴化怎么就留不住年轻人呢？”
这个问题太大，周明远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照在陈永福布满皱纹的脸上。
“会好起来的。”周明远最后说，“总会好起来的。”
告别陈永福，周明远往家走。路过新建的小区工地，塔吊上的灯亮着，工人们还在加班。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新世纪花园——开启兴化高品质生活新时代。”
新时代。周明远咀嚼着这个词。对于陈永福来说，新时代可能是儿子远走、手艺失传；对于陆大有来说，新时代可能是新的种田方法；对于他自己来说，新时代可能是在推土机和老房子之间的艰难选择。
但无论如何，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就这样到来了。
晚上七点，兴化中学教师宿舍楼，陈秀英批改完最后一本作文，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乡”。学生们写垛田、写菜花、写乌巾荡，文字稚嫩但真诚。只有一个学生写道：“我的家乡很落后，我想快点长大，去大城市。”
陈秀英在这句话下面画了条线，批注：“家乡的落后，正是我们努力的理由。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根在哪里。”
放下红笔，她走到窗前。对面楼上，几乎每家窗户都亮着电视的蓝光。中央一台正在播新闻，主持人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新世纪，新气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陈秀英想起白天校长开会时说的话：“我们要培养适应新世纪的人才，不能只盯着分数，要注重综合素质。”
什么是综合素质？陈秀英不太清楚。她只知道，自己函授班的课程里有一门“现代教育技术”，要学用电脑做课件。可整个兴化中学，只有校长办公室有一台电脑，还是去年教育局配的，装在纸箱里到现在没拆封。
“陈老师，电话！”楼下传达室大爷喊。
陈秀英跑下楼，接起电话，是哥哥建国。
“秀英，我后天去苏州。”
“这么快？”
“嗯。你下个月要交学费，我先给你寄两百，剩下的发了工资再寄。”
“哥，其实我可以申请缓交……”
“不用。”□□声音很坚决，“你好好读书，咱家得出个大学生——真正的大学生，不是函授的。”
陈秀英鼻子一酸。哥哥只比她大两岁，初中毕业就帮父亲捕鱼，后来出去打工，挣的钱一半寄回家。这次去苏州，听说工地条件很苦。
“你自己注意安全。”
“知道。对了，爸那边……你多照应。他年纪大了，又倔，别让他太累。”
“嗯。”
挂掉电话，陈秀英站在传达室门口发了会儿呆。大爷正在听收音机，里面唱的是扬剧《板桥道情》：“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
这是郑板桥在兴化写的词。陈秀英教学生时讲过，板桥先生罢官回乡后，看到民间疾苦，写下这组道情。三百年过去了，老渔翁还在，钓竿还在，但世界已经天翻地覆。
回到宿舍，陈秀英从抽屉里翻出函授班教材。第一章是“新世纪教育发展趋势”，里面说：“未来教育将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国际化……”
个性化？国际化？陈秀英想起班上那些孩子：有的父母在外打工，跟着爷爷奶奶，成绩一塌糊涂；有的家里做生意有钱，但整天沉迷游戏；还有的像今天写作文的那个学生，一心只想离开兴化。
她该如何“个性化”地教他们？又该如何让他们在放眼世界的同时，不忘脚下这片土地？
问题太多，答案太少。陈秀英合上教材，打开备课笔记。明天要讲朱自清的《背影》，她要在课文之外，补充一点兴化本地作家的作品——汪曾祺写过高邮，高邮离兴化不远，风土人情相似。虽然汪曾祺不算“教材指定作家”，但让学生们知道家乡也能出大作家，总是好的。
夜深了。兴化城渐渐安静下来，只有几处工地还在施工，远处传来隐约的机器轰鸣。
乌巾荡上，陈永福的渔船系在码头边，随波轻轻摇晃。鱼鹰站在船头打盹，偶尔动一下翅膀。
垛田里，陆大有躺在床上，想着后天的培训班，辗转难眠。
文化局档案室，周明远白天没整理完的卷宗堆在桌上，最上面一本是《1980-1990兴化民间文艺普查记录》。
新世纪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平静又不平静地降临在水乡兴化。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走向未知的明天。
而历史，正悄悄翻过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