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岁月：兴化一九七零》小字赵宁

1、第一章：水乡新客 1970年

　　一九七〇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

　　才过寒露，里下河平原的水汽里就掺进了透骨的凉。陆明舟坐在摇摇晃晃的班船上，看着两岸的芦苇从墨绿渐渐褪成姜黄，在晨风中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极了上海弄堂里老人们压低了嗓门的叹息。

　　这是他离开上海的第三天。

　　班船是从兴化县城开往戴家舍的，每天只有一班。船上挤着二十几个人，大多是走亲戚或办事的农民。他们穿着藏青或灰黑的土布衣服，膝盖和手肘处打着深浅不一的补丁。女人们头上包着方格头巾，男人们大多戴着褪色的解放帽。说话时，兴化方言的腔调黏稠绵软，像糯米糕，陆明舟只能听懂三四成。

　　“小同志，你是上海来的吧？”

　　坐在对面的老汉突然开口，说的是带浓重口音的普通话。他约莫六十岁上下，脸像风干的枣木，皱纹深得能夹住稻壳，但眼睛很亮。

　　“是的，老伯。”陆明舟欠了欠身，“我叫陆明舟，到戴家舍插队落户。”

　　“晓得晓得。”老汉从怀里摸出个布口袋，抖出些烟丝，熟练地卷了支烟，“戴家舍的戴广厚，前天就到公社开会了，说这两天要来上海知青。我是戴家舍隔壁陈家庄的，姓陈。”

　　陆明舟注意到老汉卷烟的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渍，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印记。

　　“陈伯，戴家舍……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陆明舟试探着问。三天前，他在县知青办拿到分配通知时，只看到“戴家舍生产大队”七个字。工作人员在地图上指了个点，那是一片被蓝色河流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绿色区域，像一块打碎后又勉强拼起的玻璃。

　　陈老汉划着火柴，深吸一口烟，眯起眼睛：“戴家舍啊，是个好地方。七十二个垛子，三十六道河汊，田是水上田，路是水上路。就是……”他顿了顿，“刚去的人，要过三关。”

　　“三关？”

　　“蚊子关、晕船关、想家关。”陈老汉笑了，露出稀疏但坚实的黄牙，“不过你们城里来的文化人，脑子活，应该能快些适应。”

　　班船拐进一条较窄的河道，两岸的景色忽然变了。

　　芦苇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高出水面的田埂。这些田埂形状极不规则，有的像月牙，有的像脚印，有的干脆就是浑圆的一坨，星罗棋布地散落在水面上。每块田埂之间，隔着两三丈宽的水面，在秋阳下泛着粼粼波光。田埂上，晚稻已经黄了梢，沉甸甸地垂着；也有种着蔬菜的，大白菜包得紧实，萝卜缨子翠生生的。更远处，有些田埂上搭着低矮的茅屋，屋顶压着厚厚的稻草。

　　“这就是垛田？”陆明舟想起在县里听人说过，兴化水乡有种特殊的农田形态——垛田。

　　“对喽。”陈老汉用烟杆指指点点，“你看，这些垛子，高的离水面五六尺，矮的也有二三尺。都是老祖宗一锹一锹挖河泥堆起来的。下面是千年淤积的湖荡，土肥得流油，种什么都长得好。”

　　船行其间，陆明舟有种奇异的错觉——这些垛田像是浮在水面上的岛屿，而他们的船正穿行在岛屿组成的迷宫之中。不时有窄小的划子从垛田之间的水道钻出来，划子上站着或蹲着劳作的人。看到班船，他们会直起身子望一望，然后继续弯腰忙活。

　　“戴家舍到了！”船老大在前面喊了一声。

　　班船靠向一个稍大的垛子。这个垛子明显经过修整，边缘用木桩和竹篱笆加固，一道青石板台阶从水边延伸到垛顶。台阶旁立着块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戴家舍生产大队”，字迹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

　　陆明舟拎起行李——一个印着“上海”字样的帆布旅行袋，一个捆扎得方方正正的被褥卷。他随着几个下船的农民走上台阶，脚下湿滑，差点摔倒，被一只粗糙但有力的手扶住了。

　　“小心，这石板长了青苔。”

　　扶他的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方脸膛，浓眉，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左胸口袋别着支钢笔。他的普通话比陈老汉标准许多。

　　“您是……”

　　“戴广厚，戴家舍大队支部书记。”汉子伸出手，手掌宽厚，布满老茧，“你就是小陆同志吧？公社昨天来电话了，说今天到。”

　　陆明舟连忙握住那只手：“戴书记好！”

　　“叫老戴就行。”戴广厚打量着他，“路上辛苦了。走，先到大队部安顿下来。”

　　大队部建在垛子中央，是三间砖基土墙的瓦房，比周围的茅屋气派些。门口有块不大的场院，铺着碎砖，晒着几簸箕红辣椒和干豆角。东墙角立着个木架子，上面挂着一口生铁钟。

　　戴广厚推开中间那扇门：“这是办公室，也是会议室。西头那间是仓库，东头那间……”他顿了顿，“暂时给你住。”

　　陆明舟跟着走进去。东头的房间不大，约莫十平米，靠窗有张旧书桌，一把椅子。墙角支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新鲜的稻草，上面是洗得发白的蓝印花布床单。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年画和《人民日报》社论剪报。

　　“条件简陋，将就着住。”戴广厚帮他把行李放在床上，“被褥带了吧？天气转凉了，晚上要盖厚些。吃饭暂时跟我家搭伙，等你熟悉了，可以自己开火，也可以继续搭伙。”

　　“太麻烦您了。”

　　“不麻烦。”戴广厚摆摆手，“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你们来了，是给我们送文化、送新鲜血液。”

　　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端着个粗瓷碗走进来，碗里冒着热气。

　　“爹，姜茶熬好了。”姑娘声音清脆，像早晨竹林里的鸟鸣。

　　她穿着件碎花罩衫，深蓝色裤子，裤腿卷到小腿肚，赤脚踩着一双磨得发白的塑料凉鞋。两条粗黑的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用红毛线扎着。脸是健康的麦色，眼睛又大又亮，鼻梁挺直，嘴唇有些薄，但嘴角微微上翘，带着天然的笑意。

　　“这是我家二丫头，戴秀兰。”戴广厚介绍道，“秀兰，这是上海来的陆明舟同志。”

　　“陆同志好。”戴秀兰把碗放在桌上，“喝点姜茶驱驱寒，水里走船，湿气重。”

　　碗里是褐色的液体，漂着几片姜和红枣。陆明舟端起来喝了一口，辛辣中带着甜，暖流从喉咙一直蔓延到胃里。

　　“谢谢。”

　　“不谢。”戴秀兰打量了他一眼，目光直接却不让人反感，“你比上个月来的那几个知青看着结实些。他们刚来的时候，走垛田像走钢丝，摇摇晃晃的。”

　　陆明舟笑了：“我小时候练过体操。”

　　“那敢情好。”戴秀兰也笑了，露出整齐的牙齿，“下午要去西大圩收晚稻，你要是没事，可以跟去看看。不过先换双鞋，你这皮鞋可不行。”

　　她指了指陆明舟脚上的黑色猪皮鞋——这是离家前母亲特意买的，说耐穿。但在水乡，这双鞋显然格格不入。

　　戴广厚点点头：“对，让秀兰带你去保管室领双解放鞋，再领套干活穿的衣裳。工分从今天算起，头三个月是学习期，每天按六分算，三个月后看表现评定。”

　　“工分……”

　　“哦，忘了跟你说。”戴广厚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个硬皮本子，“这是你的工分手册。每天干什么活，得了多少工分，记分员会登记。年底按工分分粮分钱。口粮标准是每月三十斤稻谷，第一年由国家供应，第二年就要靠自己挣了。”

　　陆明舟翻开本子，扉页写着他的名字，下面是“戴家舍生产大队第二生产队”。再往后是空白的表格，等着被填满。

　　他突然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实在——从今天起，他的劳动、他的生活，都将以“工分”这个单位来衡量和兑换。这跟在学校的分数、在家里的零花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戴秀兰似乎看出他的恍惚，轻声说：“走吧，我带你去保管室。”

　　保管室在仓库隔壁，是个低矮的厢房。守保管室的是个独臂老人，姓周，解放战争中负的伤。他话不多，动作却利索，很快找出双半新的解放鞋、一套蓝布工作服、一顶草帽，还有一把镰刀。

　　“镰刀要自己保管，弄丢了要赔。”周老汉声音沙哑，“每个月月底，统一磨一次刀。”

　　陆明舟换上解放鞋和工作服，顿时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镜子是没有的，但他能从戴秀兰眼中看到一丝笑意。

　　“像个庄稼人了。”她说。

　　中午在戴广厚家吃饭。戴家就在大队部后面，三间茅屋，屋前有片菜园，种着葱蒜青菜。堂屋里摆着张八仙桌，墙上贴着毛主席像和“农业学大寨”的宣传画。

　　戴秀兰的母亲是个瘦小的妇人，话很少，一直在灶间忙碌。午饭很简单：糙米饭，炒青菜，一碗蒸咸鱼，还有早晨剩下的姜茶。但陆明舟吃得很香——三天旅途，他几乎没正经吃过饭。

　　饭桌上，戴广厚简单介绍了戴家舍的情况：全大队一百二十七户，五百六十三人，耕地四百二十亩——都是垛田，分散在三十多个大小垛子上。主要种水稻、小麦、油菜，也种些蔬菜瓜果。副业有养猪、养鸭、捕鱼，还有个砖瓦厂。

　　“咱们这里，田少人多，光靠种地吃不饱。”戴广厚扒了口饭，“所以毛主席号召‘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们就要在‘全面’上下功夫。你会写会算，以后大队的宣传、夜校扫盲，都要靠你们知青。”

　　陆明舟点点头。他高中毕业，语文和数学都不错，本来想考大学，但运动来了，一切停滞。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他是独子，本可以留城，但父亲说：“去吧，年轻人该出去见识见识。”母亲哭了三天，还是给他收拾了行李。

　　“下午收稻，你跟着秀兰她们组。”戴广厚继续说，“看为主，慢慢学。农活看着简单，门道多着呢。”

　　吃完饭，稍作休息，上工的钟声就响了。

　　“当——当——当——”

　　铁钟的声音在垛田水面上传得很远。很快，人们从各个茅屋里走出来，扛着扁担、镰刀、箩筐，汇集到大队部门口。男人女人都有，大多三四十岁，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自然地分成几堆，小声说着话，等生产队长安排任务。

　　戴秀兰走到一群妇女中间，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朝陆明舟招手。

　　陆明舟走过去。妇女们好奇地看着他，目光友善但直接，有人小声说：“这就是上海来的知青？”“长得真白。”“能干活吗？”

　　戴秀兰提高声音：“这是陆明舟同志，从今天起在我们组学习。大家多教教他。”

　　一个四十多岁、膀大腰圆的妇女笑道：“秀兰，你是组长，你负责教呗。我们可不敢抢你的学生。”

　　妇女们哄笑起来。戴秀兰脸微微一红，但没接话，只是对陆明舟说：“这是王婶，我们组的快刀手，一天能割一亩稻。”

　　王婶摆摆手：“老黄历喽，腰不行了。”她打量陆明舟，“小陆同志，会割稻吗？”

　　“不会，请您多指教。”

　　“指教不敢当。”王婶从腰间抽出自己的镰刀，“看着啊，这样握刀，这样弯腰，这样下刀……要贴着地皮割，留茬不能高，高了浪费秸秆，明年还绊脚。”

　　她做了几个示范动作，干脆利落。陆明舟跟着学，但总觉得别扭。

　　“慢慢来，头三天不指望你割多少，别割到手就行。”王婶拍拍他的肩，“走吧，船来了。”

　　两条木船靠到垛边。船不大，每条能坐十来个人。陆明舟跟着妇女们上船，船身晃得厉害，他赶紧蹲下，双手抓住船舷。

　　“坐稳喽！”撑船的是个精瘦的老汉，竹篙一点，船就滑了出去。

　　船在垛田之间的水道穿行。水道很窄，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两岸的稻穗扫过船舷，沙沙作响。阳光透过稻叶间隙洒下来，在水面投下细碎的光斑。不时有野鸭从芦苇丛中惊起，扑棱棱飞向远处。

　　“到了。”约莫一刻钟后，船停在一个大垛子边。这个垛子比戴家舍主垛还大，上面满是金黄的稻田，秋风吹过，稻浪起伏，像金色的海。

　　“西大圩，咱们队最好的田。”戴秀兰跳下船，“土肥，光照足，亩产能有五百斤。”

　　五百斤——陆明舟心里快速计算。在上海时，他看过报纸，说江南水稻亩产有七八百斤甚至上千斤的。但戴秀兰说起五百斤时，语气里带着自豪。

　　“开始干活吧！”王婶喊了一声。

　　妇女们散入稻田，两人一排，弯腰割稻。镰刀划过稻秆，发出“唰唰”的声响，干脆而有节奏。割下的稻子被整齐地放在身后，不一会儿就铺出一片空地。

　　陆明舟学着戴秀兰的样子，在她旁边的一垄开始割。第一刀下去，稻秆没断；第二刀用力过猛，差点割到自己的腿；第三刀才勉强割下一小把。回头看看自己割的，稻茬高低不齐，稻子散乱，跟旁边戴秀兰那整齐的稻铺形成鲜明对比。

　　汗水很快湿透了衣服。腰开始酸痛，握镰刀的手起了水泡。水乡的蚊子果然厉害，隔着衣服都能叮进去，咬出的包又红又肿。

　　但陆明舟没停。他看着前面戴秀兰的背影——她弯腰的幅度恰到好处，动作流畅得像舞蹈，镰刀每次挥出都带着弧度，割下的稻子几乎一样多。汗水从她的额头流下，滴进稻田，但她只是偶尔直起身，用袖子擦擦脸，又继续弯腰。

　　“歇会儿吧。”不知过了多久，戴秀兰走过来，递过一个竹筒，“喝点水。”

　　陆明舟直起腰，一阵眩晕。接过竹筒，里面是清凉的河水，带着淡淡的苇草味。

　　“我割得太慢了。”他看着自己身后——才割了不到两丈远，而戴秀兰已经割完四垄，快到田中央了。

　　“第一天，很正常。”戴秀兰在他身边的田埂上坐下，“我七岁开始下田，练了十年才有这速度。”

　　“七岁？”

　　“嗯，拾稻穗。”戴秀兰望着远处的稻田，“那时候还没入社，各家种各家的。秋收时，我们小孩就跟着大人后面，捡掉落的稻穗。捡满一小篮，能换块麦芽糖。”

　　她的眼神有些恍惚，仿佛看到了多年前那个扎着羊角辫、提着竹篮的小女孩。

　　“你喜欢种田吗？”陆明舟问了个傻问题。

　　戴秀兰笑了：“谈不上喜欢不喜欢。生在垛田，长在垛田，田就是命。就像你们城里人，生在弄堂，长在弄堂，离开弄堂会想家一样。”

　　想家。陆明舟心里一动。才离开三天，他已经开始想念上海了——想念家里的饭菜，想念南京路的梧桐，甚至想念弄堂口那个总板着脸的看门大爷。

　　“会习惯的。”戴秀兰仿佛看穿他的心思，“我大姐嫁到县城，头一年天天哭，说想家。现在让她回来住，她倒不习惯了，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不方便。”

　　“你大姐……”

　　“在县纺织厂当工人。”戴秀兰的语气里有一丝羡慕，但很快消失了，“不过我觉得垛田好。你看，天大地大，水是活的，风是自由的。城里太挤了。”

　　陆明舟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夕阳西下，给垛田、水面、芦苇都镀上了一层金红色。远处有人家在烧晚饭，炊烟袅袅升起，在半空中散开，融进暮色里。归巢的鸟群掠过天空，发出悠长的鸣叫。

　　这一刻，他忽然理解了陈老汉说的“三关”——蚊子关、晕船关、想家关。每一关都不好过，但每一关都必须要过。

　　收工回程，陆明舟的手已经抬不起来了。水泡破了，沾了汗水，火辣辣地疼。腰像断了似的，每走一步都艰难。但他坚持自己走回了大队部。

　　戴秀兰跟在他身后，没扶他，只是说：“晚上用热水泡泡，我娘有草药膏，敷上明天能好些。”

　　晚饭后，陆明舟回到那间小屋。点亮煤油灯，昏黄的光晕填满房间。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日记本——这是他从上海带来的，扉页上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今天写了什么呢？

　　他想了想，提笔写道：

　　“一九七〇年十月九日，晴。

　　抵达戴家舍。这里是水的国度，田浮在水上，路走在水上，房子建在水上。人们说话像水一样绵软，干活像水一样不息。

　　老支书戴广厚，像垛田的泥土，实在。他的女儿戴秀兰，像水乡的芦苇，柔韧。

　　下午割稻，平生第一次。才知‘汗滴禾下土’不是诗，是真实的重量。手起泡，腰酸疼，蚊子凶。但看到金黄的稻浪变成整齐的稻铺，有一种奇异的满足。

　　戴秀兰说，生在垛田，长在垛田，田就是命。

　　那么我的命，从今天起，也要跟这些垛田绑在一起了。

　　不知上海今夜如何。父母应该睡了吧。

　　明天要继续学割稻。希望能快些，好些。”

　　合上日记，吹熄油灯。月光从窗外流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银白。远处传来隐约的蛙鸣，还有夜鸟掠过水面的声音。

　　陆明舟躺在床上，稻草的清香包裹着他。累到极致，反而睡不着。他想起戴秀兰说的话：“城里太挤了。”

　　是啊，上海很挤。他家住石库门，三层阁楼，十平米住三口人。早上要排队倒马桶，白天弄堂里永远吵吵嚷嚷。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但那是家。

　　而这里，天高地阔，水网纵横。夜晚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他突然明白，自己正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往前一步是陌生的水乡，退后一步是熟悉的城市。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那就往前走吧。”他对自己说。

　　窗外的月亮升得更高了。垛田、水面、茅屋，都沉浸在朦胧的月色里，像一幅年代久远的水墨画。而陆明舟，这个从上海来的知青，成了这幅画里最新的一笔墨迹。

　　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知道能否闯过那“三关”，不知道何时能回上海，甚至不知道明天割稻时腰还会不会这么疼。

　　但他知道，一九七〇年十月九日，他的人生已经拐了一个弯，驶进了一片完全陌生的水域。

　　就像戴家舍周围那些纵横交错的河汊，每一条都通向未知的远方。而他必须学会撑篙，学会辨向，学会在风浪中稳住自己的小船。

　　夜深了。陆明舟终于沉沉睡去。梦里，他变成了一株稻子，长在垛田里，根扎进湿润的泥土，穗子向着天空生长。风吹过，他和千万株稻子一起摇晃，发出沙沙的响声，那声音温柔而坚定，像是这片土地亘古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