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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饥饿的阴影(1959-1961 上篇) 田林家属院 ...


  •   田林家属院那个能晒到满满太阳的大阳台,连同阳台上日渐稀疏的鸡兔青菜,甚至记忆中父亲扛枪带回的、带着硝烟味的零星野味,在1959年春天踉跄到来之后,都渐渐蒙上了一层越来越厚、再也擦拭不掉的灰翳。日子像一块被过度使用、早已失去弹性的破抹布,无论西贝怎么用力去拧,也拧不出一滴多余的水分,反而在日复一日的紧绷中,纤维断裂,发出细微却清晰的、濒临瓦解的呻吟。

      那是后来被称作“三年困难时期”的开端,但最初的变化,并非晴天霹雳,而是像江南梅雨季的湿气,无声无息地渗透,等你察觉时,骨头缝里都已是一片阴冷的黏腻。起初是饭桌上的渐变。原本还算能填饱肚子的米饭,肉眼可见地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红薯块、发硬的玉米碴,后来,连这些也不能管够,掺进了碾碎的豆饼、米糠,甚至是一种磨得极细、吃了拉不出屎的“代食品”。菜也越来越简单,从偶尔有荤腥,到一大盆不见油星的水煮青菜,再到咸菜疙瘩就着能照见人影的稀粥,最后,连咸菜也成了需要算计着吃的奢侈。空气里开始浮动一种隐秘的、关于“粮食”的焦虑,这焦虑很快发酵、膨胀,变成了公开的、噬人的、写在每个人脸上的恐慌。

      西贝负责买菜,对这股恐慌的感知最直接、也最具体。合作社(人们已习惯叫它“菜场”,但这里早已无“市”可言)门口排队的长龙,一天比一天早,一天比一天长,从凌晨两三点就开始聚集,像一群沉默的、饥饿的幽灵,在尚未褪尽的夜色和路灯惨白的光晕下蠕动。人们不再交谈,连抱怨都显得奢侈,只是沉默地、焦躁地、用全部意志支撑着身体,向前一点点挪动。一张张脸开始浮肿,泛着营养不良的、不健康的蜡黄,但一双双眼睛却异常地亮,亮得骇人,像烧着最后的柴,死死地盯着售货员身后那日渐空旷、品相也越来越凄惨的货架——那里常常是空的,或者只有一些发黄打蔫、平日喂牲口都嫌老的菜帮子。猪肉、鸡蛋早已是传说中的名词,豆腐、豆制品成了需要运气、关系以及排上几个小时队才可能“碰”到的奢侈品,连最普通的青菜、萝卜、土豆,也变得金贵无比,需要相应的票证,还需要难以想象的耐心、体力以及那么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西贝的手指,因为在冷水和碱水里的反复浸泡,冻疮今年复发得格外凶猛,旧疤未愈,新裂又生,手指红肿溃烂,握着冰冷的菜篮提手、数着那几张被汗水濡湿又冻硬的、关乎全家一天生计的毛票分票时,裂口被粗糙的纸币边缘和篮柄摩擦,疼得她眼前发黑,冷汗瞬间湿透内衣。弟弟妹妹们正是抽条长身体的时候,胃像个无底洞,常常一碗清汤寡水的菜粥下肚,眼睛还巴巴地、带着动物般的本能渴望望着锅底,那眼神让西贝心里发慌,发紧,发疼。她只能默默把自己碗里本就不多的、稍微稠一点的粥粒,用筷子拨到他们碗里,然后端起自己那碗能清晰照出愁苦面容的米汤,仰头灌下,用那一点点温热的液体,暂时欺骗一下轰鸣的肠胃。

      但即便如此,家里那个半旧的、带着木头纹理的米缸,似乎总也满不起来,而且见底的速度快得吓人,像一个永远喂不饱的怪物。母亲孙兰下班后,常常会拖着疲惫至极的脚步,先走到米缸前,掀开厚重的木头盖子,长久地、沉默地看着里面那日渐稀薄的一层米或杂粮,眉头锁得紧紧的,形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她的手指会无意识地、一下一下敲着冰凉的缸沿,发出沉闷的、单调的、催命般的“笃、笃、笃”声,在寂静的屋里回荡,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她算账的时间越来越长,煤油灯捻得只有豆粒大,昏黄飘忽的光晕里,她伏在桌上,背影单薄得像纸,一遍遍核对着那几张薄薄的、颜色各异、却重若千斤的各类票证——粮票、油票、肉票(早已名存实亡,只能用来换点别的)、布票、糖票……以及那个越来越薄、几乎透明、承载着全家喘息希望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这个月的家用。有时,夜深人静,弟妹都睡了,西贝在厨房收拾,会隐约听见父母房里传来压抑的、却又因为极度情绪而变形的争论,声音从门缝里挤出来,带着冰冷的锐角:

      “……又寄了?这个月才过一半!你自己看看,还剩多少?!” 母亲的声音像一根绷到极致、即将断裂的钢丝,尖锐,颤抖。

      “……乡下……爹娘……十二个兄弟姊妹……一大家子……等米下锅……快撑不住了……” 父亲的声音沉闷,像从胸腔深处压出来的,带着不容置疑的坚硬,还有一种西贝听不懂的、深重的疲惫。

      “……那我们吃什么?孩子们喝西北风吗?!你看看西贝,瘦成什么样了!手上烂的!二妹的药……都快断顿了!你心里除了你们西家,还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们娘几个?!”

      父亲会沉默,那沉默比争吵更让人窒息。然后,他的声音会陡然提高,带着被挑战的怒意,更多的是一种用大道理筑起的防御工事:“孙兰同志!注意你的立场和觉悟!我是长子!我能眼睁睁看着爹娘兄弟饿死?!在老家,这是要被人戳断脊梁骨的!我们生活在城市,有国家定量,有组织保障,比乡下那些啃树皮、吃观音土的群众,不知道好了多少倍!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大局,群众,党性,长子责任……这些庞大、坚硬、庄严的词汇,像一块块从天而降的、冰冷的花岗岩,不仅砸得母亲脸色惨白,嘴唇哆嗦,再也说不出话,也把西贝心里那点微弱的、属于孩子的困惑与不满,砸得粉碎,碾进尘土。她不止一次看见,母亲在深夜,独自站在狭窄的阳台上,对着窗外吞噬一切的、没有星光的黑暗,肩膀无声地、剧烈地耸动着,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颠簸出来,却没有一滴眼泪流下来——或许,连流泪也成了一种需要节省水分和能量的、不必要的奢侈。那个在单位里还能维持着干练利落表象的妇女主任,在家里,在“长子责任”和“党性大局”这两座无形却重逾千钧的大山夹击下,在日益逼近的饥饿与对远方父母无能为力的愧疚中,被挤压得形销骨立,眼里曾经偶尔闪过的、属于知识女性的光彩,一点点熄灭,只剩下深不见底的疲惫与空洞。

      而母亲孙兰自己的娘家,那个同样在北方乡下、在灾荒最核心的旋涡中挣扎的家,却成了这个家里一个沉默的、疼痛到不能触碰的禁区。西贝隐约知道,姥姥姥爷都还在,但母亲几乎从不主动提起,也极少往家里寄东西——不是不想,是不能,更是无力。每次父亲把他那“长子”的责任与愧疚,化成一张张珍贵的全国粮票、一叠叠省吃俭用攒下的活命钱,寄往他那有十几口人嗷嗷待哺的“大家”后,西贝这个小家本就紧绷到极限的经济,就要在饥饿的深渊边缘再滑落一大截。母亲的工资要填补这个仿佛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早已所剩无几,捉襟见肘。而她自己的父母,又偏偏是那种把尊严看得比性命还重的硬骨头,写信从来只报平安,字字句句都是“都好”、“别惦记”、“千万别浪费钱寄东西,我们够吃”。母亲在灯下摩挲着那些越来越薄、字迹越来越潦草无力、间隔越来越长的“平安信”,眼圈总是红的,手指颤抖,仿佛能透过纸背,触摸到那份沉重的、报喜不报忧的绝望。

      就在这内外交困、饥饿像瘟疫般在神州大地无声蔓延、吞噬生命的1959年深秋,西贝的姥姥,竟然拖着那副早已被饥饿和思念掏空了的身子骨,像一片秋天的落叶,飘摇着,来到了上海。

      那天,西贝正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面前是一个大的搪瓷洗衣盆,里面泡着一家子带着汗馊、补丁和营养不良气味的衣物。她用力搓洗着,手指在冷得刺骨的水里早已泡得红肿溃烂,新裂的口子渗着血丝,每一次用力,都带来钻心的疼痛。一个怯生生的、虚弱得几乎要被穿堂风吹散,却又带着刻入骨髓的、浓重到让她瞬间血液凝固的掖县口音,在身后迟疑地响起:“妮儿……是西贝不?”

      西贝浑身剧烈一颤,手里的棒槌“哐当”一声掉进盆里,溅起冰冷的水花,打湿了她单薄的裤脚。她猛地回头,逆着门口昏黄黯淡的光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里站着一个影子——一个极其瘦小、佝偻、仿佛一阵稍微大点的风就能吹倒、吹散架的影子。身上穿着一件打满各色补丁、空荡荡晃着的夹袄,布料硬撅撅的,像挂在一副活动的、只剩骨头和皮的架子上。头发全白了,不是银白,是枯草般的灰白,稀疏得可怜,在脑后勉力挽成一个小小的、松垮的髻,用一根黑色的、磨损的毛线缠着。脸上布满刀刻般的、深不见底的皱纹,皮肤紧紧地、近乎透明地绷在高耸的颧骨上,透着一种不祥的青黄,那是长期饥饿和缺乏营养的颜色。一双曾经温暖柔软、能焐热她整个冰冷冬夜的脚心、能灵巧地剔出鱼肉里每一根小刺的手,此刻像深秋河滩上被冲刷了千万遍的、干枯龟裂的老树根,正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抓着一个瘪得几乎看不出形状、同样打满补丁的蓝布包袱,指节突出,泛着白。

      是姥姥!

      “姥姥!” 西贝喉咙里像猛地塞进了一团烧红的、带刺的棉花,哽得她无法呼吸,滚烫的眼泪毫无征兆地夺眶而出,瞬间模糊了视线。她顾不得手上的剧痛和肥皂水,猛地扑过去,紧紧抱住了那具轻得让她心慌、让她恐惧、仿佛稍微一用力就会碎裂、消散的身体。姥姥身上有一股长途跋涉积下的、混合着尘土、汗酸和火车车厢复杂气味的味道,还有一股……淡淡的、属于久病和极度匮乏的、生命之火行将熄灭前的枯槁气息,像深秋荒野上最后一点将熄的余烬。她比西贝记忆里那个还能抱着她走田埂、在枣树下给她讲故事的姥姥,缩水了整整一大圈,抱在怀里,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属于活人的柔软和温热,只有一把硬邦邦的、硌人的骨头,和一层薄薄的、冰凉的皮肤。

      姥姥的到来,像一颗微小而沉重的石子,投入这个家早已干涸龟裂、布满愁苦的泥潭,只激起了一丝微小、酸楚、带着无尽悲凉的涟漪。母亲孙兰看到突然出现在门口的、形销骨立的母亲,先是惊呆了,随即是排山倒海、几乎将她击垮的心疼、愧疚和一种深切的、混合着恐惧的慌乱。她手忙脚乱,翻箱倒柜,想把家里最好的、能拿得出手的东西都找出来。可家里有什么呢?在1959年的这个深秋,饥饿的阴影已经笼罩了千家万户。最终,母亲也只是用攒了许久、藏在米缸最深处、格外金贵的一小把米,掺上大量的水和菜叶一起,熬了一锅菜粥。又拿出珍藏的一点、黑乎乎的、齁咸的酱菜疙瘩,切了极小的一碟,薄薄几片,这就是能招待远方至亲的全部了。

      姥姥坐在桌边,背佝偻得厉害,几乎要伏在桌上。她看着外孙女西贝熟练地摆好碗筷,给眼巴巴望着粥锅、明显也营养不足的弟妹们,小心翼翼地分着那一点点几乎全是水的“粥”,眼神里的心疼、悲凉和一种深沉的、无法言说的痛苦,浓得化不开,几乎要将她那双浑浊的眼睛淹没。她几乎没动自己面前那碗“粥”,只是用那双枯瘦如柴、不住颤抖的手,像捧着易碎的珍宝,把自己碗里那几根咸得发苦的菜丝,一根,一根,全部夹到西贝的碗里,声音嘶哑,气若游丝:“俺孩儿吃,俺孩儿多吃点……看你这小手,咋烂成这样了?裂得跟娃娃嘴似的……在家,也天天这么干活?这么小的人……”

      西贝鼻子一酸,喉咙堵得厉害,她强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用力摇摇头,想把眼泪憋回去:“不累,姥姥。我长大了,能干。” 声音却带着无法控制的哽咽。

      夜里,西贝挤在姥姥睡的临时地铺上——母亲把自己的床让给了姥姥,自己睡在了外面的椅子上。记忆中那个柔软温暖、充满安全感、带着阳光和皂角清香的怀抱,如今只剩下一把硌得人生疼的骨头和一层单薄冰凉的衣衫。姥姥用那双枯瘦如柴、皮肤粗糙得像砂纸的手,一遍遍,极其缓慢地、珍惜地摸着西贝枯黄的头发、她瘦削的脸颊、她耳朵的轮廓,仿佛在确认一件失而复得、却已面目全非的珍宝,又仿佛要把这触感刻进自己即将熄灭的生命里。她低声絮叨着掖县的事,声音气若游丝,断断续续,像风中即将燃尽的烛火:老枣树早就枯死了,树皮被人剥光了;村口那条她曾光着脚丫玩耍的小河,早就干了,河床裂得能塞进小孩的拳头;华子一家听说往更北边逃荒去了,不知死活,音讯全无;村里谁谁谁“没了”,谁谁谁全家“都没熬过去”……说着说着,姥姥的声音低下去,变成压抑的、从胸腔深处硬挤出来的、没有眼泪的哽咽与抽泣,干涩得令人心碎。“妮儿,姥姥没本事……没能耐……看把你难的……原以为到了上海,是进了福窝,是享福的……可你这日子,你这手……比在老家还苦还累……”

      西贝的眼泪汹涌而出,瞬间湿透了姥姥胸前那破旧、冰凉、硬撅撅的衣襟。她闻着姥姥身上那熟悉又无比陌生的、混合了千里风尘、枯萎生命和深沉绝望的气味,多想不顾一切地大喊:姥姥,我跟你回去!咱回掖县去!哪怕一起啃树皮,一起吃观音土,死也死在一块儿!可她张着嘴,喉咙里却像被无数棉絮堵死,发不出半点声音。她想起母亲日渐憔悴却依然坚持要她“上学”的沉重期望,想起“上学”这两个字背后所代表的、全家咬牙支撑的渺茫“前途”,更想起自己肩上那副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压得她直不起腰的担子——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三个更需要照顾的弟妹,病弱绝望的母亲,此刻,甚至还包括了眼前这奄奄一息、仿佛随时会化风而去的姥姥。她走不了。她被困在这里了,被血缘,被责任,被这无情的生活,死死地钉在了这片陌生而艰难的土地上。

      姥姥似乎早已看穿了她五脏六腑里翻江倒海般的挣扎与痛苦,更紧地、用尽最后残存的一点点力气搂了搂她,那拥抱轻得像一片羽毛,却重得像一座山。她的声音细得像寒风里残烛的最后一丝摇曳火星,随时会熄灭:“不回……咱不回……妮儿,好好的,上学,识字……往后的路,还长……姥姥就盼着这个……别学姥姥,一辈子,土里刨食,睁眼瞎,到头来……” 她在无边浓重的黑暗里摸索着,颤抖着,把什么东西硬塞进西贝裂口斑斑的手心。是几张被汗水、体温和泪水浸得皱巴巴、几乎要融化、字迹模糊的毛票和分票,加起来可能七八角钱,却仿佛有千钧重。“藏好……别叫人看见……饿了,实在熬不住,自己偷偷买口吃的……别亏着嘴……亏了身子,可是一辈子的事……一辈子,就完了……”

      姥姥只在上海勉强住了一周,就执意要走。她说心里慌得很,放心不下家里的姥爷,说猪啊鸡啊没人看。母亲红着眼睛,翻箱倒柜,几乎把家里最后一点能动的、珍贵的积蓄——半斤皱巴巴的全国粮票和一些钱物——硬要偷偷塞进她的包袱。姥姥像是被滚烫的开水烫到,又像被什么东西刺痛,猛地死死攥住包袱口,用干瘦身体里爆发出惊人的、回光返照般的力气,拼命推拒,声音凄厉:“兰啊,娘不能要!不能要啊!你们难,娘知道!西林他……他也有他的难处……你,你好好的,把孩子们拉扯大,娘就……就闭上眼了,也放心了……” 推搡间,那几张小小的、彩色的、代表着活命希望的粮票,飘落在地,像几片失去生命的、枯黄的落叶,无声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姥姥最终坳不过母亲带走了粮票和钱物,她仔细地用包袱皮裹好,紧紧抱在怀里,仿佛那是她全部的生机与指望。

      西贝送她到灰扑扑的弄堂口。深秋清晨的寒风格外凛冽,卷起地上的尘土和枯叶。她看着那个瘦小佝偻、仿佛随时会散架、会化在风里的影子,一步一步,蹒跚着,挪动着那双被旧社会摧残过的小脚,缓慢而决绝地,消失在灰蒙蒙的、弥漫着越来越浓的饥饿与死亡气息的街道尽头,被更庞大的城市阴影吞没。她把手死死地、用尽全力按在棉袄内侧的小口袋上,那里装着姥姥留下的、被体温焐得滚烫的几毛几分钱。那温度烫得她心口发疼,仿佛那不是钱,是姥姥从自己干涸龟裂的生命之井里,最后挤出的、带着血丝的几滴水,是她留给这世间最疼爱的外孙女,最后一点微弱的、关于温饱与疼爱的念想。她那时不知道,这踉跄远去的、被苦难压弯的背影,就是此生永别。那包袱里硬如石头的窝窝头,是否能支撑姥姥回到同样水深火热的故乡?她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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