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涌》小小小小呆呆

1、第 1 章 幼儿园

　　林晚把那张打印出来的邮件看了整整十七遍。

　　不是因为她不相信，而是因为她不敢相信。

　　“香港圣约翰国际幼儿园诚聘幼师，月薪三万港币，包食宿及往返机票。要求：有幼教经验，有耐心，喜爱儿童。如获聘用，将协助办理工作签证。”

　　她坐在出租屋掉了漆的窗台前，窗外是小城灰扑扑的天际线，几根晾衣绳横七竖八地拉着，上面挂着对面阿婆的床单和她自己洗了又洗的衬衫。六月的风灌进来，带着楼下饭馆的油烟味和电瓶车的警报声。

　　三万元。

　　她在脑子里换算了一下，差不多是两万五千块人民币。她现在每个月工资两千八，去掉房租和吃饭，能剩八百块。两万五，她要攒将近三年。

　　而且是在香港。那个她在电视里看过无数次的地方——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双层巴士、茶餐厅里的丝袜奶茶。她小时候和同桌在课本的插图上用手指描过港岛的轮廓，那时候她觉得那是一个永远到不了的地方。

　　她又看了一遍邮件。对方附了幼儿园的官网链接、办学资质证书、甚至还有一段视频——穿着围裙的老师带着一群小朋友在操场上做操，背景是一栋彩色的教学楼，楼顶上竖着“St. John’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的牌子。

　　看起来太正规了。正规到不像假的。

　　林晚把邮件转发给了姑姑。

　　姑姑林秀英今年五十二岁，在县城的一家制衣厂当质检员，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林晚的父母在她九岁那年出了车祸，从此她就跟着姑姑过。姑姑自己也有一个儿子，比林晚小三岁，一家三口挤在六十平米的单元楼里，日子紧巴巴的，但从来没让林晚饿过肚子。

　　林晚考上了大专的幼教专业，姑姑掏的学费。毕业之后她在县城的一家私立幼儿园当老师，工资不高，但她喜欢孩子。那些小孩趴在她膝盖上听故事的时候，她会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

　　但两千八的工资，养不活自己，更别提报答姑姑。

　　电话响了。

　　“你看那个邮件了？”姑姑的声音带着一贯的急切，“我找人问了，说是真的，那个幼儿园在网上能查到。你李叔家的闺女不是也在香港打工嘛，她说那边幼师工资就是高。”

　　“我怕被骗。”林晚说。

　　“我让你李叔查了，他说那个幼儿园在港岛，是正经的国际学校，好多有钱人的小孩都在那里读。”姑姑顿了顿，“晚晚，你今年二十三了，总不能一辈子待在县城。出去看看也好。”

　　林晚沉默了一会儿：“我再想想。”

　　挂了电话，她又把邮件看了一遍。

　　招聘人叫“周太太”，邮件里附了一张照片——一个烫着卷发、戴金丝眼镜的中年女人，穿着得体的套装，站在幼儿园门口微笑。看起来很和善，像那种会在社区做义工的太太。

　　林晚给她回了一封邮件，问了几个问题：签证怎么办？住宿条件怎么样？有没有试用期？

　　回复很快，第二天一早就到了。

　　周太太的邮件写得很详细：签证由幼儿园统一办理，住宿是员工宿舍，两人一间，有空调和独立卫浴。试用期一个月，试用期工资不打折。随邮件附了一份正式的聘用合同，上面盖着红色的公章。

　　“我们很看好你的简历，你之前在幼儿园的工作经验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决定来，下周一我们可以给你订机票。”

　　下周一。还有五天。

　　林晚把那份合同打印出来，坐在窗台前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晾衣绳上的床单被风吹干了又吹凉。

　　她想起姑姑的白头发。想起幼儿园园长说“小林啊，你是个好老师，但咱们这儿确实给不了你太多”。想起上个月交房租的时候，房东说“下个月涨一百”。

　　她拿起手机，给周太太发了一条微信：

　　“周太太您好，我决定接受这份工作。麻烦您订机票。”

　　消息发出去的那一刻，她的手在抖。

　　但她告诉自己，这是好事。是好事。

　　周日晚上，姑姑做了一桌子菜。

　　红烧鱼、糖醋排骨、蒜蓉西兰花、一碗西红柿蛋花汤。姑姑平时省吃俭用，逢年过节才舍得做这么多菜。

　　“到了那边记得打电话。”姑姑把鱼肚子上的肉夹到她碗里，“别舍不得花钱，该吃的吃，该穿的穿。”

　　“知道了。”

　　“工作要是干得不顺心就回来，别硬撑。”

　　“知道了。”

　　“找对象的事——”姑姑看了她一眼，“你自己把握。找个靠谱的。”

　　林晚被最后一句逗笑了：“姑，我是去工作，不是去相亲。”

　　姑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眶红了，赶紧低头扒饭。

　　林晚的表弟林涛在旁边嘟囔：“姐去香港，多好啊，我同学都羡慕死了。妈你别哭丧着脸。”

　　“谁哭了。”姑姑把眼泪憋回去，“我是高兴。”

　　那天晚上，林晚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听着窗外的虫鸣声，想着明天这个时候，她就在另一个城市了。

　　那个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城市。

　　她摸了摸枕头下面的那张纸条——那是她自己写的，上面有几个字：“到了就好了。”

　　她不知道这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还是说给姑姑听的。

　　凌晨四点，姑姑送她到火车站。

　　天还没亮，县城的路灯昏黄，照着两个并肩走着的影子——一个高一个矮，一个年轻一个不再年轻。

　　“到了机场给我发消息。”姑姑把一袋东西塞给她，“路上吃的。”

　　袋子很沉，里面是煮鸡蛋、面包、苹果、还有一罐自家腌的萝卜干。

　　“姑，我走了你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人，你弟在家呢。”姑姑打断她，“别操心我，管好你自己。”

　　火车来了。绿皮火车，从县城到省城，再从省城坐大巴到深圳，过海关，到香港。

　　林晚上了车，找到座位，靠窗坐下。姑姑站在站台上，隔着脏兮兮的玻璃窗看她。

　　火车开动的时候，姑姑挥了挥手。

　　林晚也挥了挥手。

　　她看到姑姑站在原地，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灰色的天际线里。

　　她把脸埋在围巾里，无声地哭了一会儿。

　　然后她擦了擦脸，打开姑姑塞给她的袋子，掰了半个煮鸡蛋，慢慢地吃了。

　　不能哭。要坚强。到了就好了。

　　从县城到省城，五个小时的火车。

　　从省城到深圳，六个小时的大巴。

　　在深圳过关的时候，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攥着通行证，手心全是汗，生怕被拦住。

　　但一切顺利。海关的人看了一眼她的通行证和材料，盖了个章，她就过去了。

　　过了关，就是香港。

　　她站在落马洲口岸的出口，拖着行李箱，被眼前的一切震住了。

　　不是高楼大厦——她还没看到那些。震住她的是路牌。繁体字，中英文对照，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身边的人说着她听不太懂的广东话，语速很快，像连珠炮。空气里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但就是不一样。

　　她拿出手机，按照周太太给的路线，坐上了开往市区的巴士。

　　巴士驶过青马大桥的时候，她终于看到了香港。

　　远处是密密麻麻的高楼，嵌在山和海之间，像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阳光照在维多利亚港的水面上，碎成一片金色的光。她以前只在明信片上见过这样的景色。

　　她旁边的座位坐着一个年轻女人，烫着卷发，戴着耳机，低头刷手机。林晚犹豫了一下，用普通话说：“请问，这里离港岛还有多远？”

　　女人抬头看了她一眼，摘下耳机：“你说什么？”

　　“我想问，这里离港岛还有多远。”

　　女人打量了她一下——从她的旧书包看到她的帆布鞋，最后落在她手里攥着的那张皱巴巴的路线图上。

　　“还远着呢。”女人说，语气淡淡的，“你第一次来香港？”

　　“嗯。”

　　“来旅游？”

　　“不是，来工作的。”林晚笑了笑，“在一家幼儿园当老师。”

　　女人“哦”了一声，没再说话，重新戴上耳机。

　　林晚把目光转回窗外。巴士正经过一片住宅区，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和县城也没什么两样。

　　到了就好了。她在心里又说了一遍。

　　按照周太太的指示，她在金钟站下了车，换乘地铁，坐了两站，从某个出口出来，沿着一条上坡路走了大约十分钟。

　　周太太说会有人在出口接她。

　　她站在路边，四处张望。

　　来接她的不是周太太。

　　是一个男人。光头，脖子上纹着一只青色的什么图案，穿一件黑色的紧身T恤，胳膊上的肌肉鼓鼓囊囊。他靠在一辆银色的面包车旁边，手里夹着一根烟，看到她的时候，把烟头往地上一扔，踩灭。

　　“林晚？”他的普通话说得很生硬，带着浓重的广东话口音。

　　“是、是我。”她下意识地把行李箱往身边拉了拉。

　　“上车。”他拉开面包车的侧门。

　　“周太太呢？”

　　“周太太在那边等你。上车。”

　　林晚犹豫了一下。

　　她应该犹豫更久的。但她想到姑姑的白头发，想到自己银行卡里仅剩的三千块钱，想到那份盖着红章的合同。

　　她上了车。

　　车门在她身后“哗”地拉上了。

　　面包车驶入车流。车窗贴了深色的膜，外面的阳光被过滤成灰蒙蒙的颜色。林晚坐在后排，双手放在膝盖上，行李箱被那个光头男人放到了副驾驶座。

　　车里有股说不出的味道——烟味、皮革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

　　“还要多久能到？”她问。

　　“快了。”光头男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

　　车开了大约二十分钟，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变成了旧工业大厦，街道变窄了，路边的招牌也旧了，上面写着各种五金店、批发市场的名字。行人越来越少，偶尔有几个穿着工装的男人在路边抽烟，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辆面包车。

　　林晚的心开始往下沉。

　　“这是去幼儿园的路吗？”她的声音有点发抖。

　　光头男人没说话。

　　“我问你，这是去幼儿园的路吗？”

　　“我说了，周太太在等你。”

　　面包车拐进一条小巷，停在一栋灰扑扑的工业大厦前面。大厦的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很多都脱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入口处有一个铁闸门，半开着，里面黑洞洞的。

　　光头男人下了车，拉开她这边的车门。

　　“下来。”

　　“我不下了。”林晚把书包抱在胸前，“我要去幼儿园，这不是幼儿园。”

　　“下来。”他重复了一遍，语气没有变化，但眼神变了——像在看一件东西，而不是一个人。

　　林晚往另一边车门缩，伸手去拉门把手。

　　门打不开。儿童锁。

　　光头男人探身进来，一把攥住她的手腕，把她往外拖。她的手指抠住座椅的边缘，指甲断了一截，疼得她嘶了一声，但还是被拖了出来。

　　“放开我！救命——”她刚喊了一声，一只粗糙的手掌捂住了她的嘴。

　　“别喊。”光头男人的声音贴着她的耳朵，“喊了也没用。没人听得见。”

　　他把林晚推进大厦入口。铁闸门在她身后关上，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里面是一条昏暗的走廊，头顶的日光灯管有一半是坏的，剩下的发出“嗡嗡”的电流声，一闪一闪的。走廊尽头是一部货梯，地面上有黑色的污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留下的。

　　光头男人按了货梯的按钮。电梯门开了，里面贴满了各种小广告，还有一个用记号笔写的电话号码，旁边画了一个不雅的图案。

　　“进去。”

　　林晚不动。

　　他推了她一把。她踉跄着跌进电梯，膝盖磕在铁皮地板上，疼得她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电梯上升的时候，她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太快了，快得像要炸开。

　　货梯在八楼停了。

　　门打开，是一条更长的走廊，铺着灰色的地胶，墙上每隔几米就有一扇门，门上没有窗户，只有编号。

　　光头男人带着她走到走廊尽头，敲了敲最后一扇门。

　　门从里面打开。

　　一个烫着卷发、戴金丝眼镜的女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得体的碎花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米色的高跟鞋。

　　周太太。

　　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她看到林晚，笑了。那个笑容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和善的、温柔的、像会在社区做义工的太太。

　　“来了啊。”她说，语气像在招呼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路上辛苦了吧？”

　　林晚看着她，嘴唇在发抖。

　　“周太太……这到底是哪里？幼儿园呢？”

　　周太太的笑容没有变，但她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变了——那个眼神让林晚想起小时候在菜市场看到的贩子，拎着一只鸡的翅膀，掂量着它的重量，估算着能卖多少钱。

　　“先进来再说。”周太太侧身让开门。

　　林晚往里看了一眼。

　　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堆满了上下铺的铁架床，像宿舍，又不像——因为太挤了，床与床之间只够一个人侧身通过。屋子里有七八个女孩，有的坐在床上，有的蹲在地上，年龄看起来都不大，最小的可能还不到二十。

　　她们都看着林晚。

　　那些眼神里有恐惧，有麻木，有同情，还有一种“又一个来了”的认命。

　　林晚的腿软了。

　　她转身想跑，但光头男人像一堵墙一样堵在身后。

　　“进去。”他说。

　　“我不进！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要报警——”

　　周太太轻轻叹了口气，像是对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失去了耐心。

　　“小林啊，”她说，声音还是很温柔，“你合同都签了，反悔可不好。”

　　她看了光头男人一眼。

　　光头男人一巴掌扇过来。

　　不是很重，但足够让林晚的脑袋“嗡”了一声，眼前发黑，嘴角尝到了一丝铁锈味。

　　她跌坐在地上，行李箱倒了，姑姑塞给她的袋子摔在地上，里面的煮鸡蛋滚了出来，滚过灰色的地胶，停在一张下铺的床腿旁边。

　　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蹲下来，把鸡蛋捡起来，小心翼翼地递给她。

　　“姐，”女孩用普通话小声说，声音在发抖，“别闹了。闹了要挨打的。”

　　林晚接过鸡蛋，手指在抖，鸡蛋壳上沾了灰，她用拇指擦了擦，没擦干净。

　　她抬起头，看向走廊尽头的窗户。窗外是港城的天际线，高楼林立，阳光正好。

　　她刚才从巴士上看到的维多利亚港，大概就在那个方向。

　　到了就好了。

　　她想起自己写在纸条上的那句话。

　　现在她到了。

　　但她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好”。

　　周太太蹲下来，和她平视，帮她理了理额前散落的头发，动作轻柔得像一个真正的长辈。

　　“别怕，”她说，“你听话，就不会吃苦。”

　　林晚看着她，没有说话。

　　她只是握紧了手里那个沾了灰的煮鸡蛋。

　　鸡蛋壳碎了，蛋清上印着她拇指的纹路。

　　她在心里喊了一声“姑姑”。

　　没有人听见。

　　窗外，港城的天空蓝得不真实，一朵云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