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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婚
我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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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攒钱。
不是随便攒，是有计划地攒。
我算了算，如果我想离开北达科他，我需要多少钱。火车票，路上的吃住，到地方后的落脚钱——至少要五十美元。
五十美元，在这个年代，是巨款。
父亲一年卖粮的收入，也就三四十美元。
但我有办法。
我继续帮人跑腿，赚鸡蛋和零钱。鸡蛋攒多了，拿去换盐，盐拿去换别的东西。我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地攒。
同时，我开始观察镇上的生意。
霍金斯先生的杂货店，生意不错。但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有时候会抱怨没人帮忙。
我主动去找他，说我可以帮他看店，不要工钱，只要让我学。
他答应了。
于是我开始学记账，学进货，学算账，学怎么跟人讨价还价。
霍金斯先生说：“你这丫头，比那些小子都强。”
我说：“那是因为他们不想学。”
他笑了。
1910年，我做了一件大事。
我听说镇上东边有一块荒地，主人要卖。那块地靠近河沟，但河沟干了，地也没人种，所以很便宜。
我去看了那块地。
地是不好，沙土，不长庄稼。但我注意到一件事——那条河沟虽然干了，但河床还在。如果雨水多的时候，说不定能蓄水。
更重要的是，那块地旁边就是大路，是镇上去县城的必经之路。
我想：如果在这块地上开个店，会怎么样？
我算了算，买地要十美元。我攒的钱，刚好够。
我去找父亲，说要买地。
父亲以为我疯了：“那块破地，买了干什么？”
我说：“以后有用。”
父亲不同意。
我又去找母亲。母亲想了想，说：“你的钱，你自己做主。”
我买了。
那块地，成了我人生中第一笔投资。
1911年，我二十一岁。
这一年，我开始想嫁人的事。
不是因为我恨嫁，是因为在这个年代，不嫁人会被当成异类。我不想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我不想随便嫁。
我想找一个——不讨厌，不干涉我，能让我继续做事的人。
母亲开始给我介绍人。隔壁镇上的农场主，死了老婆的，四十多岁，有八十亩地。
我去见了。那人不错，老实，但太老了，话都说不利索。
我没同意。
母亲急了：“艾米莉，你都二十一了！再不嫁人，就成老姑娘了！”
我说：“老姑娘就老姑娘。”
母亲气得说不出话。
1912年，詹姆斯走了之后，第一次有消息。
不是他本人，是听说。
有人说，丹·科迪死了，他什么都没得到，流落在芝加哥。
我听了，点点头，没说话。
心想：果然，发财没那么容易。
但我没时间想他。我有自己的事要做。
那块荒地，我种了几棵果树。苹果树，梨树，都是找霍金斯先生买的苗。他说果树要三年才能结果，我说我等得起。
我还养了几只羊。羊毛可以卖，羊肉可以吃，羊粪可以肥地。
镇上的人都说我疯了。一个女孩子，种什么果树，养什么羊，能干得过来吗？
我懒得解释。
1913年，我遇到了一个人。
他叫托马斯·格林，二十二岁，是县城来的商人。他来镇上收粮食，在霍金斯先生的店里，我帮他算账。
他看着我算账，看了很久。
后来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艾米莉·布朗。”
“你算账真快。”
“谢谢。”
他笑了笑，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
第三天还来。
霍金斯先生偷偷跟我说：“那小子看上你了。”
我没说话。
托马斯·格林，二十二岁，长得不错，个子高高的，眼睛是棕色的，笑起来有点痞。他家在县城开了一家杂货铺，他负责到处收货。
他来一次，就跟我多说几句话。后来，他开始送我东西——一块绸子手帕，一盒糖，一本诗集。
我收下了。
1914年，战争在欧洲爆发了。
报纸上天天都是这个消息，但对我们这些北达科他的农民来说，那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
托马斯来得更勤了。
有一次，他突然问我：“艾米莉，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什么怎么样？”
他笑了笑：“就是……你愿不愿意考虑我？”
我看着他。
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站在阳光下，眼睛亮亮的，脸上带着一点紧张。
长得是好看的。个子高，肩膀宽，笑起来有点坏坏的，是那种会让女孩子心动的类型。
我心想：长得倒是不错。
但我没回答。
他等了等，见我不说话，有点失落。
“没关系，”他说，“我可以等。”
我看着他，突然想起另一个人，另一个说过“我可以等”的人。
那个人，已经走了七年了。
1915年，我的果树结果了。
第一批苹果，又小又酸，但毕竟是果子。我把它们拿到霍金斯先生的店里卖，居然卖出去了。
那些苹果，让我赚了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钱——不是鸡蛋换盐，是实实在在的美元。
我拿着那些钱，站在店里，看了很久。
然后我去找了托马斯。
“托马斯，”我说，“你上次问我的事，我想好了。”
他愣住了，然后眼睛亮了。
“真的？”
“真的。”我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嫁给你，但我不能只在家待着。我要继续做生意。”
他想了想，然后笑了。
“行。”他说，“反正我也不是想找个只会做家务的。”
1916年，我二十六岁，嫁给了托马斯·格林。
托马斯比我小一岁，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父母早逝，他靠着自己打拼，在县城开了个小杂货铺。他走南闯北收货，见过世面，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
婚礼在县城办的，不大，但热闹。
托马斯那天喝了点酒，红着脸跟我说：“艾米莉，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想，这姑娘真好看。”他傻笑着，“我一定要娶她。”
我看着他，忍不住笑了，“就因为我好看？”
“不止。”他说，“你算账的时候，特别好看。”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好。
托马斯不是那种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他让我管账，让我进货，让我跟客人打交道。他说：“你比我聪明，你来。”
我们的杂货铺，慢慢做大了。
托马斯负责收货，我负责管店。我们配合得很好。有时候他出去收货，一走就是半个月，我就一个人看店，进货，卖货，记账，全包了。
有一次他回来，发现店里多了几样新货，问我哪儿来的。
我说：“隔壁镇上的货，比县城便宜，我让人捎来的。”
“艾米莉，”他说，“我娶了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
我笑了笑，没说话，但心里是高兴的。
这一年，詹姆斯已经走了九年了。
偶尔会想起他。想起那个十六岁的少年，站在夕阳里，说“等我回来娶你”。
想起他那张脸，蓝得像北达科他天空的眼睛，柔软的头发，认真的表情。
想起他在我耳边说“我会想你的，每一天”。
但只是偶尔。
日子总要过下去。我有自己的事要做，有自己的路要走。
他已经成了过去时。
……
1917年，战争还在打。报纸上天天都是前线的消息，阵亡名单越来越长。
托马斯有时候会看着报纸发呆。
有一天他问我：“艾米莉，如果我去参军，你会怎么样？”
我手里的账本差点掉地上。
“你疯了？”我说，“你有老婆，有店，去参什么军？”
他笑了笑：“我就是随便问问。”但我看到他眼里的光，暗了一瞬。
那年秋天，征兵令下来了。
托马斯的名字，在名单上。
我拿着那张纸，手在抖。
他看着我说：“别怕，我会回来的。”
我看着他，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1917年10月，托马斯走了。
走之前他抱着我，在我耳边说：“等我。”
又是“等我”。
我恨这个词。
……
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撑着店。
战争期间，物价飞涨，货物短缺。但这也意味着机会。我学会了从各种渠道进货，学会了跟各种人打交道。有时候要跑很远的路，有时候要跟黑市的人周旋。但我不怕。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把赚到的钱，一部分存起来，一部分投资。
我买了铁路股票。不是瞎买，是研究过的。铁路在向西延伸，一定会涨。
我买了县城的一块地。那块地在规划的新市场旁边，以后肯定会升值。
我还开始做邮购生意。把商品目录寄给周围的农场，让他们写信订货，我用马车送货。这是我从穿越前的记忆里偷来的点子，在这个时代，还很少有人做。
1918年，战争结束了。
托马斯没回来。
我等了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
1919年春天，他终于回来了。
他瘦了很多，脸上有道疤，是弹片划的。但眼睛还是那么亮，笑起来还是有点痞。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他一步步走过来。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来，笑着看我，“艾米莉，我回来了。”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我伸手，摸了摸他脸上的疤，“疼吗？”我问。
他握住我的手：“不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