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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拒绝 弗兰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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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尔教授六十三岁了。
他的办公室在维也纳大学数学楼二层东翼，窗户正对着环形大道。他在这扇窗前看过了无数场葬礼和更无数的雪。
一九一八年仲春，窗外的雪已经化尽，枝头开始冒出新绿。但教授把暖气调得很高，仍穿着厚羊毛背心。他怕冷。从一九一八年冬天开始，他就格外怕冷。
那个年轻人站在门口时，他正对着窗外出神。
“教授。”
教授没回头。“今天是周日。”
“我知道。门房说您会在。”
“门房多嘴。”教授缓缓转过椅子，摘下老花镜，打量来人。
金发。蓝眼睛。脊背挺直。十八九岁。手里攥着一封折了角的信。
教授在心里叹了口气。
又来了。
“什么事？”
青年上前一步，把信放在桌沿。那是奖学金申请书，教授认得格式——他每年春天要拒掉几十封。
“教授，我是奥地利人，但我想跟您学数学。”
教授没有看那封信。他拿起老花镜重新戴上，从镜片上方看着年轻人。
“哪个中学毕业的？”
“圣三一。”
“成绩单。”
青年从书包里抽出一张纸，展开，压在申请书旁边。
教授扫了一眼。全科优等，数学特别优。拉丁语优，希腊语优，物理优，化学优。没有任何意外。
“体育呢？”
“也……也是优等。”
“射击？”
青年顿了一瞬。“射击特优，州竞赛第二名。”
沉默。
十秒。二十秒。
窗外有汽车驶过的声音，喇叭长长地响了一声。教授没有转头，只是看着那年轻人。
他看见金发在晨光里微微发亮。看见蓝色的眼睛里有某种熟悉的、尚未被磨损的明亮。看见制服袖口磨破了一小圈——家境大概不宽裕，这件衣服穿了很多年。
他还看见了别的。
看见了几年前，另一个金发青年站在同样的位置，说着类似的话。
看见了许多年前，他自己的同学从海德堡来信，信封上的邮戳模糊，字迹却工整到刻板。
看见了一九一八年四月，那封盖着军方印章的电报。
“施密特中尉……推定阵亡。”
教授摘下眼镜。
“你去瑞士吧。”
青年愣住了。
“苏黎世联邦理工，”教授已经开始翻抽屉，手指有点抖，但声音很稳，“我帮你写推荐信。我认识那边的数学系主任。你毕业后就留在瑞士，不用回来。”
“为什么？”
教授没有回答。他找到了空白信纸，抽出一张，铺平。墨水瓶的盖子有点紧，他拧了两次才拧开。
“教授，”青年的声音在后面，年轻，固执，带着一点几乎要冒犯的认真，“我是奥地利人。我的家在这里。我想学数学，想跟您学，就在这里。”
蘸墨。落笔。
教授的笔迹依然工整，每个字母的角度都精准——这是四十年学术训练留下的肌肉记忆。
“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数学系主任……”
“教授。”
笔尖停了。一滴墨水渗进纤维，慢慢洇成深色的圆。
教授抬起头，没有转身。
窗外的环形大道上，风把旗帜吹开，又落下，发出猎猎的声响。
“年轻人，”他开口，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你知道吗，我教了四十二年书。”
青年没有说话。
“四十二年里，我带过一百四十七个博士生。其中四十二个，是你们这样——”
他没有说完“你们这样”是哪样。
他换了口气。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我批改了二十七份‘因故延期’的学位申请。他们都说过‘毕业后回来’。”
沉默。
“回来了三个。其中两个断了腿，一个再也算不了高数。”
教授的笔尖在信纸上落下一个逗号，又抬起。
“今年，我参加了我最后一个学生的葬礼。他死在三年前，但家人直到去年才找到遗体。他的博士论文是我代领的。研究助理说，那篇论文改了六稿，最后一稿是在前线战壕里完成的。”
他把笔放下。
“你今年十八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青年没有回答。但教授从窗户玻璃的倒影里，看见他攥紧了手里的申请书。
“意味着如果我收下你，战争迟早会来找你。”
——就像一九一四年找上那个叫弗朗茨的男孩。
——就像一九一五年找上那个叫埃里希的男孩。
——就像一九一八年找上那个叫卢卡斯的男孩。
“意味着你的数学最优等会成为军事参谋部的招募加分项。”
就像施密特中尉。
“意味着你的射击特优会被换算成‘预计击杀效率’。”
就像施密特中尉。
“意味着你的奖学金照片会被做成讣告的配图——如果找得到遗体的话。”
就像施密特中尉。
教授重新拿起笔。他的手很稳，已经稳了六十三年。
“……兹推荐优秀青年学生一名……”
“可是教授——”
“没有可是。”教授没有回头，“你去瑞士。学纯粹数学或经济学。拓扑学也好，数论也好，代数几何也好。学那些杀不了人的数学，学那些不需要被翻译成炮弹轨迹的数学。学那些能让一个人在战争结束后，还有东西可以教的数学。”
他顿了顿。
“——如果战争还有结束的话。”
青年站在他身后，沉默了很久。
“教授，”他最终说，声音低下去，“您是在保护我。但您不认识我。”
笔尖再次停住。
教授终于转过身来。
他第一次直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那双灰色的、年轻的、尚未磨损的眼睛。阳光从窗口斜入，照得那些金发像融化的蜜蜡。
“我认识你。”他说。
“从一九一〇年开始，我每一届都有你这样的学生。金头发，灰眼睛，数学最优等，射击第二名，站在门口说‘我想学数学’。”
——一九一五，弗朗茨·温特。阵亡，一九一六年，凡尔登。
——一九一一，埃里希·鲍尔。自杀，一九一三年，柏林。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一九一一，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你叫卢卡斯·迈尔，对吗？”教授看了一眼申请书上的名字。
青年点头。
教授把推荐信折起来，塞进信封。
“卢卡斯·迈尔，”他轻声说，“你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但不是在我这里。”
他把信封推到桌沿。
“你要在苏黎世读到博士。你要结婚，生孩子，在阿尔卑斯山下买一栋小房子。你要教你的学生‘黎曼猜想’，而不是‘如何用概率论降低可接受伤亡’。”
——像卢卡斯·施密特想教的那种数学。
——像他永远没能教的数学。
“你要活到白发苍苍。请你忘记德语里‘烈士’这个词怎么写。”
——像卢卡斯·施密特没能活到的白发苍苍。
“这就是我给你的最后一个建议，卢卡斯·迈尔。”
教授重新转向窗户。
窗外，旗还在风里飘。环形大道尽头，有军乐队隐约的鼓点。一九一八年，维也纳春天来得比往年更早。
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然后是门轴转动的吱呀声。
然后是寂静。
教授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桌上摊着那封未写完的推荐信，墨水已经干了。
他把信纸抽出来，慢慢撕成两半，四半，八半。
碎片落进废纸篓，像一场极小的雪。
窗外，那个金发青年的背影穿过环形大道，越来越小，消失在街角。
教授没有目送。
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个旧铁盒。
盒子里没有贵重物品：几张褪色的照片，几封边缘磨损的信，一束压干了的野花标本，还有一小袋已经完全结块、闻不出任何味道的萨赫蛋糕碎屑。
最上面，是两张泛黄的纸，字迹不同，相隔三十年，写着相似的句子：
“账簿第七卷终。卢卡斯·施密特，1918年3月21日。”
“该生已阵亡。弗兰克尔，1918年4月。”
教授看了很久。
然后他轻轻合上铁盒，锁好，放回抽屉最深处。
窗外，鼓点越来越近。
他已经太老了。
不想再知道“数学最优等”的下半句是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