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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孤高的错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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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是容易受骗的傻瓜比使人上当的智者更多,合群的人比孤僻的人更多。坏人比圣人更多,而含冤而死的善人比罪有应得的恶徒更多。
彼时正是1780年的法国。弗朗茨·舒伯特还得17年才能出生,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已经过世40年。而其他同时期更崇高、更杰出的音乐家呢,又未曾有幸出现在那场葬礼上。于是,这仿佛命中注定将要遭遇不幸的14岁亲王阿德里安·德·克洛蒂尔德,国王的表弟,在某位远房姨妈的葬礼上遇见了那个名不经传的弗朗切斯科·康托尔。姨妈的姓名将会随着时间流逝在他的记忆中渐趋模糊。可“弗朗切斯科·康托尔”这个鼎鼎大名却会如同魔鬼在灵魂中落下的一个吻,将他反复折磨、至死方休。
如果那是一场宴会而非葬礼就好了,他在临终前这般哀叹着。
这个弗朗切斯科·康托尔是一个寡言少语的萨尔茨堡人(放在今天,他是奥地利人。但那时的萨尔茨堡还被称作萨尔茨堡天主教大主教区,而非属于奥地利的一部分)——比德意志人少了几分务实,但比寻常法兰西人又多了几分惴惴不安的谨慎。但人们又总是管他叫波兰人,因为他已经过世的母亲是一个波兰人,而奇妙的遗传学又使他恰好像他的母亲远胜过像他的父亲。于是,这位母亲使自己的儿子永远成为了一位半吊子的波兰人。
但是老天,他是多么显眼。即使混在一帮出身高贵的法国人之间时,也像是一群漆黑如夜的鸽子里混了一只月光一般皎白的白鸽子——而不是一群白鸽子里混了一只黑鸽子。你有理由相信,没有任何人会把他跟周遭的男人与女人混为一谈。那时他只有17岁,相貌出众。长长的、柔软的金发披在脖子上,用一根黑色的丝绸缎带束成了低调款式。如果没有那身寒酸的衣物,他是个如假包换的美少年。他总身着表面洗得都有些毛糙、下摆过长过大的黑色礼服(是他父亲穿旧的一套),一连要穿好几个星期,因为他父亲根本请不起能帮他们洗衣服的女仆。于是,可怜的弗朗切斯科只好也最好忍着吧。
他站姿笔直,但又总是低着头,仿佛随时准备为别人退让,仿佛一个好脾气的和平主义者。他有一双大大的、冷冷的、阴郁的、湿润的、紫罗兰色、有些淡淡黑眼圈的眼睛,线条柔和而清隽,在独处时常常显得若有所思。认识他母亲的人说他跟早逝的波兰人母亲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像是夜间迷路的人一般被困在使人不忍的哀悼与茫然里。
瞧他多美啊,曲线典雅、精致的手腕,简直要让塞纳河为他改变河道。可他那从头到尾透露出的囊中羞涩,那让过时破败的衣着所轻易掩饰的美丽,又让任何贵族姑娘都不敢轻而易举地宣称自己爱他。
但与这副不显眼甚至有些粗俗的装束相反,弗朗切斯科却是个灵巧敏佳的小子。他四肢修长,穿着旧长靴的脚走起路来就像四足走路的猫一般悄无声息。
他从不说自己想要什么,就像是什么都不想要,以至于旁人总是难以长久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文弱、纤瘦、苍白的年轻人身上。或许是因为充满耐心,同时又缺乏野心与仇恨,他才会至今泯然众人,在上流的沙龙中完全没有名气——何况,真正的音乐天才在他这个年纪早就在乐坛中靠着代表作声名鹊起了。
多数时候,那张年轻、俊俏的脸上毫无表情,就像全欧洲对德意志人的刻板印象一般冷冷的,显得很傲慢自大。即使他被别人冒犯了,也只清高地微微皱起眉头,就像看着某种值得被世人宠爱、但已经因过于滥俗让他有些腻烦了的动物一样。
顺带一提,他之所以被父亲允许来,是因为在这之前他为他的父亲抄了很久的乐谱,甚至靠代笔一首美丽的协奏曲赚到了足足五百里弗尔,他才同意让他进来。也正是因此,弗朗切斯科有幸结识了仅有14岁的年轻亲王——他打从一开始就预感这将会是他身为外国穷乐师后代在自己的整个儿人生中所做的、最值得赞美的一笔买卖之一。然而于我们青春可爱的亲王而言,却是个刻骨铭心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