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林员》海兰一家人

2、第2章 正式入职

　　第2章正式入职
　　从李乡长办公室出来，时间还早。父亲从林业站借了一辆自行车，一人一辆——一辆是他自己的，另一辆锈迹斑斑，车铃早已不知去向。我们驮着行李向林场出发。十几里的山路能走汽车，但路面没铺砂石，有的地方草长得有尺来高，路边的灌木甚至蔓延到了路面上，好在不影响通行。
　　林场到了。
　　进林场前，有两个女人在打扫场地，顺便把零碎的枯枝树叶装进大草篮。看到父亲，她们连忙打招呼：“刘场长好！刘场长好！”
　　林场设在一座老旧的四合院里，青瓦残破，木梁歪斜。院门上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金江县幕阜山国营林场”。
　　前院中间是大门，左右各两间房：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库房，还有一间是父亲的旧办公室兼宿舍——他不常来，但床、桌、木柜俱全，像一个被遗忘的驿站。
　　西边有侧门和厕所；后院也有五间房，带后门，其中一间是食堂，一间是餐厅，一间住着张仲富夫妇。两侧另有六间房，用作会议室、工具室等。
　　副场长张仲富四十出头，脸如风干的松树皮。见到我们时，他只点点头，说：“刘场长来了！你是振新吧？按您的要求，还是住前院那间，床铺我让陈志收拾了。”
　　他的妻子陈志是个普通女人，不高不胖，说话干脆，动作麻利。她端来两碗热姜茶，说：“请喝茶。你们休息一下，我去准备晚饭。”
　　父亲连忙说晚饭已经安排在乡政府吃，等下就走。
　　他交代了我在林场的工作安排，又拜托他们以后多照顾我。简单布置了一下行李，我们便返回乡政府。
　　晚饭是在乡政府食堂吃的。木桌油腻，碗是粗瓷的，边缘磕碰出细小的缺口，却洗得干净，摆得整整齐齐。李承泽请来了几位“老熟人”——供销社主任老赵、信用社会计老周、林场新任场长项志强等。
　　项场长头发微白，背略驼，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一双布鞋沾满泥点，但眼神清亮，透着一股洞穿世事的锐利。他坐在我对面，话很少。
　　饭菜十分丰盛，有鱼、有肉、有鸡，还有山野特产。酒过三巡，话渐渐多了起来。李承泽频频给我夹菜，又提起我父亲当年如何带领全乡修路、抗洪、种树，语气里掺着敬意；项场长表达了对父亲往日关照的感谢；其他几位则对父亲的离开表示惋惜。
　　我没有喝酒，只低头扒饭，偶尔应一声，心却早已飘向那片一无所知的林场。
　　晚饭时，他们几个喝了两斤多谷酒，都有几分醉意。父亲递给我一个手电筒，让我一个人回林场，他自己另有安排。我一只手打着手电，一只手握着车把，慢慢骑回林场。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便起了床。昨夜几乎没怎么睡，翻来覆去，脑海里全是不堪的回忆。窗外雾气弥漫，山峦在薄霭中若隐若现，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今天是我正式入职的日子。父亲比我更早到乡政府——他怕我应付不来那些人情世故，更怕有人刁难、挑刺。
　　我再次收拾好背包，把介绍信、户口本、粮食关系转移证明、高中毕业证等一一装好，又摸了摸口袋里的那张离婚证明——它像一块烧红的铁，贴着我的胸口，烫得我心口发紧。
　　青云乡政府是一栋两层高的砖混小楼，墙皮斑驳，爬满了藤蔓。我推门走进政府办公室，老式吊扇正在头顶嗡嗡作响，叶片上积着灰，每转一圈都带起一阵微尘。窗台上几盆绿萝蔫头耷脑，叶子泛黄，像是被遗忘在时光角落的旧物。墙上那幅“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红漆褪成了粉白，边角卷起。
　　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干事老周正坐在办公桌后喝茶。见我进来，他立刻放下搪瓷缸子，笑眯眯地站起来：“小刘啊，来了？快坐快坐！”他五十出头，脸圆眼小，说话时总带着三分笑意、七分随意。他递来一沓表格，纸张泛黄，边缘卷曲：“材料都齐了？今天就把手续一次性办完，省得你来回跑。”
　　我点点头，接过表格。手有些抖。
　　第一栏是“姓名”。我盯着那两个空格，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未落。“刘振业”——这个名字曾是我全部的身份：儿子、丈夫、村民，如今却成了“我的哥哥”。我将以“刘振新”之名入职林业站，顶替因病退职的老父亲。“振新”，取“振作新生”之意，也是父亲为我取的新名。我深吸一口气，终于写下：刘振新。
　　第二栏是“年龄”。
　　我实际二十三岁，但政策规定，顶职者须年满十八、未满二十。于是档案里的我自然成了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我填下“18”，笔迹略显僵硬，仿佛在伪造自己的出生。
　　“婚姻状况”：未婚。
　　“学历”：高中毕业。
　　当时我读的是公社办的高中，只读两年，水分很大，但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只要有学校发的毕业证即可。
　　填表时，我听见自己心跳如鼓。这不是简单的入职，而是一场身份的葬礼。每填一行，就埋掉一部分过去的自己。
　　填完，老周收走表格，又开了张介绍信给我，拍了拍我的肩：“不错不错，小伙子看着精神！先去把户口、粮食关系这些手续办好，下午就能去林场报到了。林场归项站长管，他人你昨晚见过，直脾气，但讲理。你踏实干就行。平时到乡政府有什么事要办，找我就是。”
　　道了谢，转身出门。阳光斜照进走廊，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无数细小的灵魂在告别。
　　派出所离乡政府不远，拐过一条青石板巷就到了。户籍警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厚得像酒瓶底。他接过我的介绍信和新档案，慢悠悠翻开，嘴里嘀咕：“哟，从邻县调过来的？还是林业系统的？”他抬眼打量我一眼，又看看我父亲，“行，稍等就行。”
　　在这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一纸公文就是通行证。他拿起公章，在我的户口关系上“啪”地盖下——鲜红的印泥像一滴血，落在“青云乡政府集体户口”那一栏。
　　从此，“黄红英的丈夫”刘振业，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死了。
　　活下来的，是“青云乡林业站”刘振新。
　　走出派出所，我站在街口，忽然感到一阵眩晕。仿佛脚下踩的不是土地，而是虚空。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户口本，那枚红章还在发烫。我知道，从今往后，再没人会叫我“振业哥”，再没人会提起那个曾经在村口教学楼等媳妇回家的男人。
　　接下来是团组织关系转接。团委办公室在一楼最里间，门虚掩着。我敲了敲，一个扎马尾的小姑娘探出头来，约莫二十出头，眼睛亮晶晶的。
　　“你是新来的林业站小刘？”她翻出登记簿，“听老周刚才说了。”
　　她一边接收团组织关系转移证明，一边忍不住打量我。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脸上有风霜刻下的细纹，眼神也不像十八岁少年那般清亮。她眉头微蹙，欲言又止，半开玩笑地说：“你比我小……看起来挺成熟的！”
　　我笑了笑，没解释。成熟？不，我只是被生活提前催熟了。十八岁的身体里，住着一个二十三岁、甚至更老的灵魂。
　　办理商品粮供应证，需要粮食关系转移证明。那个年代，商品粮指标仍是身份的象征。农民吃自留粮，靠天吃饭；而拥有商品粮证的人，每月能凭票买到平价的大米、面粉、油——那是国家体制内成员的特权，是“公家人”的徽章。
　　粮站位于镇东头，门口堆着麻袋，谷壳、柴油、汗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粗粝而真实的气味。柜台后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深蓝色工装，头发挽成一个利落的髻，眼角有细纹，皮肤却白皙，眼神清亮温和。
　　她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笑容：“你就是新来的林业站的小刘吧？”
　　她自称秦阿姨，是粮站的老会计。接过粮食关系转移证明，她麻利地登记我的粮食配额卡，随后制作购粮证。一边轻声问：“住哪儿？吃饭方便不？要不要我帮你问问供销社那边有没有空宿舍？”语气自然得像邻里街坊拉家常，没有一丝官腔，也没有那种对“新人”的审视或试探。
　　我稍有触动。自从离婚后，我遇到的每个人，要么躲着我，要么用怜悯或好奇的眼神看我。村里的妇女背后议论：“振业可怜啊，老婆跟人跑了。”孩子们怕我得了神经病，绕道走，仿佛我一身晦气。
　　我低下头，假装整理文件。“暂时住在林场值班室，凑合能行。”我声音有些哑。
　　她点点头，把崭新的商品粮供应证递给我。封皮是淡绿色的，印着国徽和“粮食供应证”几个字。她说：“有事可以找我。”
　　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供销社的副食档案要办理，比如煤油票、肥皂票、布票等等。不过这些由乡政府办公室统一办理，今年已过，明年再集中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