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渡东归》性别为猫

6、北海渡3

　　接下来的两天，木兰像一颗落入溪流的石子，在默市的交换网络中激起细微的涟漪。她用河马雕刻从一个匈牙利皮毛商那里换到一小块鞣制柔软的羊皮；用羊皮从一个热那亚老妇人那里换到三枚还算光亮的铜币；又用铜币从一个落魄的水手那里，换到一把旧但锋利的匕首。

　　资本在缓慢地增值，像春雪融化后渗入地下的细流。

　　但她清楚，这种依赖运气和瞬时判断的交易方式，根基太脆弱。一个残疾的东方面孔，揣着稍多一点的财物在鱼龙混杂的港口行走，如同稚子怀璧夜行。

　　她需要更稳定的生计，更需要——学会这里的语言。

　　码头区边缘有家叫“破帆”的小酒馆。木板搭成的房子歪斜着，门口挂着半截真正破烂的船帆。这里是水手、搬运工和无所事事的流浪汉聚集的地方，终日弥漫着劣质麦酒和汗臭的味道。

　　酒馆外头的空地上，常有人聚在一起玩一种简单的纸牌游戏。规则粗浅：每人发三张牌，比大小，下注，开牌。赢家通吃。

　　木兰在远处看了三天。她看不懂牌面上的符号，但看得懂人的表情——拿到好牌时瞳孔细微的扩张， bluff 时喉结不自觉的滑动，输钱后咬紧的后槽牙。这些微小的信号，在战场上她用来判断敌军将领的虚实，在这里，成了另一种武器。

　　第四天，她走了过去。

　　赌注很小，一次不过两三枚铜币。她下注谨慎，赢一局便收手，输一局就默默退开。几天下来，竟攒了一小把铜子。

　　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沉默的东方残废。起初是好奇，后来是轻蔑，再后来，当发现她赢多输少时，眼神里多了别的东西。

　　危险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降临。

　　对手是个叫“大块头约翰”的英格兰水手，胳膊有木兰大腿粗，脖子上挂着鲸牙项链。他已经连输三局，面前只剩最后一枚铜币。汗珠从他通红的额头上滚落，眼睛里布满血丝。

　　第四局，木兰的牌并不好。但她从约翰快速眨动的眼皮和微微颤抖的手指看出，对方的牌更糟。她跟注了。

　　开牌。木兰输了。

　　按照规则，她该推过自己下注的两枚铜币。但她没有动。

　　“你出千。”她用生硬的、带着古怪口音的单词说。这是她这几天认真学来的，发音不准，但意思明确。

　　周围瞬间安静了。

　　约翰的脸由红转紫，像块煮过头的猪肝。他猛地站起来，木凳哐当倒地。“你说什么？！”咆哮声震得人耳膜发疼。

　　“上一局，”木兰慢慢地说，每个字都像从石头里凿出来，“你右手袖口，多了一张牌。”

　　她其实没看见。但她记得上一局约翰洗牌时一个不自然的停顿，记得他开牌前左手曾快速拂过右袖。这是猜测，更是试探。

　　而约翰暴怒的反应，证实了猜测。

　　“你这黄皮猴子——！”怒吼声中，巨大的拳头挟着风声砸来。

　　木兰没有躲。或者说，以她此刻的状态，根本躲不开这蓄满怒气的一击。

　　拳头重重砸在左肩，骨头发出令人牙酸的闷响。她向后踉跄，撞翻了一张桌子，摔倒在地。紧接着，靴子踹在腰侧、后背。疼痛如炸开的火星，瞬间席卷全身。

　　她蜷缩起来，头紧紧抵着膝盖，左手虚掩在胸口。任凭拳脚如雨点落下，她一声不吭。

　　周围有人吹口哨，有人大笑，没人上前。

　　不知过了多久，殴打停止了。约翰啐了一口，抓起桌上所有的铜币，骂骂咧咧地走了。

　　木兰躺在地上，缓了很久。然后，她用左手撑地，一点一点，艰难地坐起。嘴角有血，肋骨疼得像要裂开。她慢慢整理被扯乱的衣襟，指尖触到内襟夹层，最后的资产也还在。

　　她扶着墙壁站起，一瘸一拐地离开“破帆”酒馆。身后，嘲笑声渐渐远去。

　　夕阳将港口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走到一处僻静的海堤，靠着冰冷的石墙坐下，面对大海。

　　海风拂面，带着遥远的咸味。疼痛在身体里一跳一跳，但她的眼神很平静。

　　这一顿打，打碎了她最后的侥幸。在这里，没有故国的法度，没有同袍的情义，甚至没有基本的公道。力量是唯一的法则，狡诈是通用的语言。

　　她需要新的生存方式。需要真正掌握这里的语言，需要找到不依赖运气和暴力的立足之地。

　　远天，海鸥盘旋鸣叫。更远处，海平面与暮色交融，模糊了界限。

　　“仅是一个新开始而已，”她对着东方，轻声说，“我会找到路的。”

　　声音很快被海风吹散。但她眼底，那簇从沧江底、从流民潮、从仓库尘埃里始终未曾熄灭的火苗，在异国的暮色中，静静地，重新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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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墙。

　　木兰站在里斯本喧闹的市集中央，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堵无形的墙。四周声音汹涌如潮——商贩嘶哑的叫卖，顾客急促的讨价还价，水手们粗野的玩笑，妇女们琐碎的闲聊。所有这些声音在她耳中只是一团模糊的、无法辨义的噪音，像隔着厚重毛玻璃看世界，轮廓皆有，内里全无。

　　她成了彻底的哑者与聋者。

　　右臂空袖在风中微微晃动，左眼的视线虽已适应光线，却依然蒙着一层永久的薄翳。但此刻，听觉与言语的丧失，比□□的残缺更让她感到隔绝。在故国，她是运筹帷幄的将军，是笔走龙蛇的状元；在这里，她连最基本的“我要买面包”都无法准确说出。

　　不能这样下去。

　　这个念头比饥饿更紧迫。她开始了一场沉默的、笨拙的，却无比执着的攻坚战。

　　目标是一切发出声音的人。

　　清晨码头，搬运工喊着号子扛起麻袋。木兰站在不远处，嘴唇无声地翕动，模仿着那些短促有力的音节。“嘿——嗬——”“左——转——”。她分辨着音调的变化，猜测着每个词对应的动作。路过的人嫌弃的看了一眼，疾步走过。

　　中午集市，鱼贩和主妇为一尾鳕鱼的价格争执。她假装挑选旁边的蔬菜，耳朵却竖着，捕捉着数字的发音。“一……二……三……”她默记着，手指在袖中悄然弯曲计数。

　　下午小巷，几个流浪儿追逐嬉戏，嘴里吐出连串的俚语脏话。她靠在墙边阴影里，仔细分辨那些轻快的节奏和爆破的音节，那是语言最鲜活、最不加掩饰的部分。一句脏话，稍微改变一下音调，即可表达超于想象的多种意义。

　　她像个贪婪的海绵，试图吸干周围所有的声音水分。遇到愿意多说几句的人，她便用手势比划，用仅会的几个词笨拙地拼接：“你……说……慢……我……听。”大多数时候，换来的是不耐烦的挥手、厌恶的白眼，或干脆的驱赶。

　　“走开！老鼠！”一个卖陶罐的老妇人用扫帚用力的扫着木兰的腿，眼神里满是嫌恶，毫无防备的木兰踉跄了两步。

　　木兰没有争辩，默默退开。独眼低垂的瞬间，她看到陶罐上的彩绘纹样——那是摩尔风格的几何图案，与她记忆中江南青花瓷的写意山水截然不同。世界如此之大，差异如此之深。而沟通，是跨越所有差异的第一座桥。

　　她继续走，继续听，继续模仿。喉咙因不断尝试陌生发音而干涩疼痛，脑子因信息过载而嗡嗡作响。夜晚回到栖身的码头货堆角落，她会借着月光，用左手食指在沙地上划写白天记住的音节，尝试将它们与含义连接。

　　进展缓慢得令人绝望。

　　直到她遇见老费尔南多。

　　老费尔南多的货摊在市场最偏僻的西北角，一块褪色的油布铺在地上，上面杂乱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零碎：非洲的鸵鸟羽毛，东方的漆器小盒，北欧的琥珀原石，阿拉伯的残缺铜灯……什么都有，又什么都不成规模。摊主本人是个干瘦的老头，皮肤是常年日晒的深棕色，眼珠颜色很浅，头发却是黑的卷曲——典型的混血特征。

　　他说话时，语言会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甚至几个意大利语单词间跳跃，视交易对象而定。生意清淡，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打盹，或擦拭那些永远卖不出去的古怪藏品。

　　木兰观察了他三天。第四天清晨，市场刚开张，她走了过去。

　　没有语言，只有动作。她蹲下身，开始整理散乱的货品：羽毛按颜色长短分开，小盒子排列整齐，琥珀集中到一块干净的绒布上。动作不快，但条理清晰。

　　老费尔南多睁开一只眼，瞥了她一下，又闭上了。没阻止。

　　整理完货摊，木兰从旁边水桶舀水，清洗几件沾了灰尘的铜器。水流声哗哗，在清晨的市场里格外清晰。

　　“你想干什么？”老头终于开口，用的是带浓重口音的葡萄牙语。

　　木兰停下动作，抬头看他。她指了指自己的嘴，摇摇头；又指了指货摊，做了个擦拭的手势；最后，指了指自己的肚子。

　　——我不会说话。帮你干活。换吃的。

　　老费尔南多眯起眼睛，上下打量她。残疾，东方面孔，衣衫褴褛但眼神清明。他沉默片刻，从怀里摸出半块黑面包，扔过来。

　　木兰接住，没有立刻吃。她继续清洗铜器，直到所有能擦的都擦亮，才退到货摊侧面阴影处，小口啃起面包。

　　那天，她听了七场交易。老费尔南多和一個威尼斯商人用意大利语夹杂着手势讨价还价；和一个柏柏尔人用阿拉伯语简短交谈；和一个本地主妇用流利的葡萄牙语推销一盒“来自东方的神秘香膏”。木兰如饥似渴地听着，大脑飞速运转，试图在那些跳跃的语言碎片中找到规律。

　　傍晚收摊时，老费尔南多指了指市场后方一排低矮的棚屋：“最右边那间，堆杂物的。你可以睡那里，别弄乱我的东西。”

　　那是间漏雨的破棚，堆着破渔网、生锈的锚链和发霉的木箱。但有一角勉强能容人蜷缩，头顶甚至有半片残瓦，能看见夜空。

　　木兰深深弯腰——这是她能做出的最郑重的谢意。

　　从此，她白天在货摊旁“工作”——整理、清洁、看守；夜晚回到破棚，消化白天听到的一切。老费尔南多很少和她交谈，但默许了她的存在，偶尔心情好，会指着某件货品说出它的名称和来历。

　　“这是‘amber’，”他拿起一块琥珀，对着阳光，里面封着一只古早的蚊子，“波罗的海来的。那边的人说，是古代巨龙的眼泪。”

　　木兰重复那个词：“安……布雷？”

　　“接近了。”

　　语言的世界，第一次对她裂开了一道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