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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 9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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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高光时刻
人事改革落地之后,沈若岚的日子像被拧紧的螺丝。
部门主任的位置还空着,而且一时半会也很难招到人,流程却照旧滚动,甚至滚得更快。原来一件事有“主任拍板”这个出口,现在没有了,所有的出口都变成了她的入口。文件从她桌上过,电话从她手机里过,情绪也从她的脸上过。
她像一台被迫代替了主控的机器,轰隆隆运转,偏偏还没有权限给自己断电。
有时候她会在走廊尽头的洗手间里站一会儿,关上门,听水龙头放出细细的水声,像给自己制造一个“还活着”的证据。然后把手擦干,推门出去,继续在楼道里走得很快,快到别人以为她很能扛。
可她自己知道,她只是没有地方可以停。
就在她几乎喘不过气的时候,一个好消息,像天上掉下来的硬币,砸在她的头顶。
那天是周三,上午十点,院长办公室突然叫她过去。她一边走,一边还在脑子里盘算下午的某个谈话怎么开口。推门进去时,院长正低头翻一份材料,桌上那只常年不响的座机亮着红灯,像刚挂断过一通很重要的电话。
院长抬眼看她,语气出奇地平静:“学校批了我们和某某名校的联合研究中心,主任你来做。”
沈若岚愣了一下。
“我吗?”她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院长点头,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你。方向是你这块。学校那边说,方案就按我们前期报的走。”
她脑子里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空白。空白之后才是一阵迟来的震动——像有人在她胸口打开了一扇窗,风猛地灌进来,带着一种久违的、轻而飘的感觉。
她甚至没立刻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她只是觉得:终于有一件事,不是她去背锅,不是她去擦屁股,不是她去解释流程漏洞——而是一件“落在她身上”的东西。
那种落下来的重量,和人事改革的重量不一样。
它不是压在她脊梁上的,而是像一个徽章,别在她衣襟上,明晃晃地告诉别人:你在这儿,是有名字的。
她从办公室出来,走廊里光线很亮。有人迎面走来,照常点头打招呼,声音照常客气。她回以同样的微笑,却觉得自己的手指都有点发麻。
那天中午,她把消息发给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朋友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突然笑出声:“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
沈若岚说:“值多少钱……不是捐赠吗?”
朋友又笑:“你怎么还在用钱衡量啊。学者要的不是钱。学者要的是身份。研究中心、实验室、帽子、名头。钱是企业家的游戏,名分才是学术界的筹码。”
她这才慢慢明白过来——
她以为这只是一个“项目”,别人却把它当成一枚“牌照”。
而且是一枚很多人梦寐以求、求而不得的牌照。
这种价值,她是在后门听见的。
那天下午,她去人事处送材料,路过一间会议室,门没关严,里面传出压低的声音,有人提到“联合研究中心”,提到“校级平台”,提到“主任”。语气里有一丝明显的羡慕,甚至夹杂着一点酸:怎么是她?她才副教授。
沈若岚站在门外,脚步停了一秒。
她突然有点冷。
冷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第一次意识到:你以为是礼物的东西,也可能瞬间变成靶子。
更何况,她还只是副教授。
院长亲自带她去学校相关机构谈。那天她穿得很正式,连耳钉都换成了最不起眼的那一对。她以为这是一个“走流程”的会,结果一进门,对面机构办主任就抬头,眼镜架在鼻梁上,问得极其认真:“你们学院没有正教授能当这个中心主任吗?为什么是副教授?”
空气一下子凝住了。
沈若岚的脸热起来,像被当众点名。她张了张嘴,发现自己没有合适的答案。
她当然可以说“方向匹配”“项目需要”“学院安排”,可这些话从她的口中说出没有分量,轻飘飘的,像纸,随便一撕就碎。
她只能硬着头皮、怯怯地说:“我们这个方向……学院目前就我在做。”
对面主任没有马上接话,只是把笔轻轻放在桌上,像在衡量她的重量。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来之不易”。
来之不易不是“批了就批了”,而是要有人愿意在你身后站出来,替你扛住那个看不见的质疑:你凭什么。
院长就在这时候开口了。
他没有强硬,也没有讨好。他把语气放得很委婉,却又很坚定——像一只手,稳稳按住桌面,逼得所有人不得不看清这张桌子的形状。
他说了一大段。
他说这个方向是学校战略需要,是未来增长点;他说平台必须“专门化”,不能用资历去压专业;他说学院内部做过评估,这个方向只有沈若岚能承担学术组织工作;他说中心是“按方向设立”,不是“按职称分配”。他说得不急不慢,每一句都像提前排练过,但又像完全出于真心。
对面主任听完,终于点了点头:“那就按这个办。以后成果要跟得上。”
沈若岚坐在那里,背脊挺得很直,手心却全是汗。
她突然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她“争取”来的,这是院长“推”出来的。
推出来的东西,背后必然带着一根绳:你要记得是谁推的。
中心成立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在大楼的玻璃外墙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箔。外方的专家学者专程飞过来,西装一字排开,皮鞋踩在大理石上有很轻的回声。校领导出席,校长(或副校长)致辞,两校签约,摄影师一遍遍喊“看镜头”,像在把这一刻盖章存档。
沈若岚站在台上,听着掌声,心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高兴。
那不是虚荣的高兴。
那更像一种确认——学院终于在公开场合承认:她做的这块不是边角料,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被写进了学校的方向里,被写进了校际的合作里,被写进了照片里。
她那天穿了一条很简单的裙子,颜色不出挑,却很衬她。她后来无数次从衣柜里拿到这条裙子,都会想起当天的阳光、当天的合影、当天那一阵阵带着回声的掌声。
还有那堆稿子。
为了那场签约和讲座,她给校长、院长、外方嘉宾写了三份英文致辞,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宏大,有的偏学术,有的偏合作愿景。她写到凌晨,修改到天亮,最后几乎把所有版本都背了下来。她站在台下看院长讲,连他哪一句会停顿、哪一句会抬头,都能预判。
那段时间中美关系还很好。
大家谈合作谈得轻松,谈未来谈得热烈。外方校长和我方校长像老朋友一样互相打趣,提到互访、提到联合培养、提到更多学术交流。那一切看起来都如此美丽、繁华,像一条平稳的河——你甚至会以为它会永远这样流下去。
沈若岚当时也以为。
她很久以后才懂:在学术界这种看似稳定、可预测的行业里,最不可预测的,从来不是研究,而是世界。
几年之后,江河日下,交流几乎归零。那些当年说得无比确定的计划,像被突然抽走地基的楼,沉默地裂开。她偶尔翻到那年的合影,照片里的人都笑得很真,像完全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倒转。
可那时候,她只享受高光。
甚至有一点被高光冲昏了头。
暑假来临,另一个窗口也悄悄打开——正高晋升。
学院里又开始议论纷纷,说以后标准要提高,说要增加“国际顶刊的硬要求”,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波“相对宽松”的机会。有人说得像预言,语气里带着兴奋,也带着焦虑。
沈若岚动心了。
她犹豫了几天,还是在一个傍晚给院长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一如既往,清晰、温和,不否定也不肯定,只说:“你应该问问你们系主任的意见。”
她挂了电话,又去问系主任。
系主任的态度很确定:“报。必须报。我们系好多年没推上去了。你别等标准更高。几年前我就跟你说过,别总觉得自己不够格。”
沈若岚那一刻有一种被敲醒的感觉。
她曾经以为学术晋升是“够了才上”,是“成熟了再冲”。后来她才明白,在这种地方,很多事不是你准备好才开始,而是你开始了,才被迫准备好。
你永远要往前赶。
因为后面的门只会越来越窄,越来越高,越来越冷。
她又抓紧给院长打了第二个电话,告诉他系主任支持。电话那头有一个极轻微的停顿——短到大多数人不会察觉。随后院长说了一个字:“好。”
就这一个“好”。
沈若岚却在那停顿里闻到了一丝不对劲。
她擅长捕捉细节。她知道有些停顿不是因为在思考,而是因为在衡量:这件事会不会带来麻烦,会不会打破平衡,会不会让某些人不舒服。
可她那时被高光照得太亮了。
她把这种不对劲压下去,甚至说服自己:有院长支持,有系主任支持,应该没问题。
晚上吃饭时,她把这件事跟父亲说了。父亲夹了一筷子菜,沉默了很久,才抬头看她:“你刚拿了那个中心主任,现在又要报正高……你觉得别人会怎么想?你觉得他们会不记账吗?你行吗?”
沈若岚当时只觉得父亲多虑。
她说:“这是正常发展啊。我材料也够。大家都支持。”
父亲看着她,像看一个正要踩进深水的小孩,最终只是叹了一口气:“你呀……太相信支持两个字了。”
那是她第一次真正开始接触“晋升”这件事。
她像一只被推上实验台的小白鼠,完全靠自己的时间、青春和痛苦去换回理解——没有任何人会告诉她组织是怎么运转的,没有任何人会提前告诉她。
暑假里第一轮投票出奇顺利。
系里所有正高老师都支持她,她拿了满票。她把消息告诉院长的时候,院长在电话那头愣了两秒,语气里有明显的不可置信:“满票?”
她听出那种不可置信里并不是纯粹的喜悦,更像一种意外——意外于这件事竟然这么顺利。
院长又补了一句:“另外一个XXX(某位老师)……在他自己系里,被拉下来了。第一轮没过。”
沈若岚握着手机,心里一震。
她隐隐明白了:这不是一场纯粹的学术评估,这是一个会牵动很多人神经的局。
可她依然觉得自己运气很好,环境很好。她甚至在心里升起一种天真的期待:也许这一次,规则真的会站在努力的一边。
材料很快送去外审。
她做了详实的准备,把自己的成果对标国外名校,把研究脉络、影响力、代表作都整理得清清楚楚。她甚至想过:哪怕外审专家挑刺,也挑不到“硬伤”。她对自己有信心。
后来事实证明——她想得有点简单。
她还不知道,真正精彩而刺激的部分,从来不在投票,也不在材料,而在你以为已经稳了的时候,那个看不见的手,开始慢慢收网。
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这一关。
但她知道,从她站上那个高光台的那天起,她就已经被更多人看见了。
被看见,从来不是单纯的荣耀。
它是光,也是影。
而她,已经站在光与影的交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