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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旭 从人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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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稀落的公交上下来,到荣秀小区。小区没有门卫,我推开脱了漆的黑色扇形铁门中分割的小门,跨了进去。
地是水泥铺的,不远处有个石砌的桌子,桌子连着地,凳子是可搬挪的石凳。有个打着蒲扇的老人弓着身子坐着,瘦得像电视里的贾队长。
“爷爷好。请问一栋怎么走啊。”
我走得近了一些,在他坐着的另一个石凳前停住了。
他摇蒲扇的动作顿了顿,胳膊肘撑在石桌上,另一只手伸手那么一指,带着口音的普通话从他嘴里不大利索的蹦出来,“呐,你往前走走到第一个岔路口,再往右拐,门口栽了两棵松树的就是了。”
“谢谢爷爷。”我从书包里摸出另一颗糖,递给了老人。
他扇子一放拆了包装纸便将糖放入口中。
左侧依着楼房的锐角三角形台子里头填了土,种了棵树。树的叶子在台上四处落了小堆,台下沿边儿起了条“线”。
台子下盖了个狗窝,毛发稀疏的黄狗趴在窝里,半个身子探出来,歪着头,脖子上拴了条链子。
我走过去,黄狗儿没叫唤,也许是懒得,也许是饿的,它只是抬了眼看过来,又转回去了。
一栋前栽了两棵半人高的松树,在石台子上立着,有些萎了。
我走上三楼去。
“秀莲奶奶在吗?”
我敲了敲门。
“我奶奶过世了,你进来吧。”
开门的是一个男孩,身量和我差不多高。
“因为你长得比较好看,所以我愿意和你说话。”一道清泠的声音传出来,像冰凉的泉滴溅穿过玉环之中。
他的相貌是温润的,像玉,不是一尊,比一尊更轻盈;像瓷,比瓷更温和;精致的面孔像城里玻璃柜里高高摆起的洋式面孔天蓝色宝石眼瞳的娃娃;乖中透着沉稳、稚气又带着点特别,像一种不辨的敲击乐器,有着古老而厚重的历史,声调清泠而质温,不幽冷,稳而不扬,余韵绵庄。
声音带着哑调、又流畅、稚嫩而清雅-像从成人掌心命理线斜下的四分之一大些、三分之一小些的树叶,沿边带着小刺角、枯褐色风干脆而整体的尖叶形树叶,在弛弛转动的唱片机黑色的胶圈中碎掉;仿佛电视机里略缺修茸却堂皇的教堂里-教父引领9岁至14岁的孩子们站在白色阶梯上的齐唱飘荡在空旷里。
“很抱歉。”我背着包,说。
客厅里摆着三张沙发椅,一张双人的、两张单人的。
他把门关上,又给我拿了双拖鞋,“我的。你穿。吃粥吗?”
他站着,黑而幽亮的眼睛看着我。他呆呆的,乖觉的,直直的站在那,却清冷的,呆、乖、倔、直巧妙的融在一处,乖是占主导的。
他比我高一些,高得不多,因此微微向下倾着头看我,背是挺得直的。白T恤,洗得褪色的蓝白杂色的牛仔裤。
我双手拉着背包柔软宽平的背带。
他低着头,小小的身子站得很板正,位于冰箱的左侧方。
“就埋在一楼的山桃树底下。我和常爷爷一起埋的。奶奶说想土葬。”他顿了顿,“常爷爷,是个好人。”
我思索了片刻,也跟着念了一声,“常爷爷,是个好人。”
常玉琳将郑秀莲从五楼背到了一楼。郑秀莲瘦瘦的,裸露在衣外的皮肤有些发凉了,她梳得整齐的头发微微散开,和脖子上的褶子皮一同磨蹭过常玉琳的脖颈。
头发是安旭给郑秀莲梳的。
那天恰巧是周六,学校也没有补课,他们从山桃树的叶子在晨光中摇曳时呆到红日滑下山头。一铁锹一铁锹的挖,一铁锹一铁锹的埋。
郑秀莲没有换上寿衣,而是穿着常服躺进了土坑里。坑里还有一双郑秀莲二十结婚时的绣花鞋,还有一张安旭的三好学生奖。
安旭想起她说想要读更多的书,于是轻了手脚走出一楼的院子,又跑上五楼,从枕头底摸出那本前年爸爸寄来的他珍藏的《雪王国》,想了想,又将书桌上的字典带上了。
于是坑里又多了本《雪王国》和《新华字典》。
郑秀莲平躺在坑里,静静的,仿若睡着了一般。安旭从厅里搬来矮凳子,下了坑,帮郑秀莲整了整头发,又爬上来。常玉琳从屋里拿了身崭新的女士服装,又放回去了。
接着一铁锹一铁锹的土落在郑秀莲的身上,淹盖了安旭看向郑秀莲的视线。
一个小土包从平地隆了起来,上边有棵半人高的山桃树。
常玉琳用草扫帚扫了扫地,又将用红塑料绳绑着的纸板堆放整齐,整在房下的台阶处。
常玉琳和郑秀莲是同乡,小了郑秀莲十三岁。他和郑秀莲是在小区里捡破烂认识的。常玉琳妻子不孕,无儿无女。妻子过世后他便一人过活,除却每月四千的退休金,也捡些废品。郑秀莲虽有儿子每月寄的二千五百元,也捡些废品。
山桃树结了果子,很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