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响疏桐》利瑞嘉

30、花前细细 拍

　　拍摄地在远离现代设施的牧区，辽阔的草原深处，一切准备就绪后，《草原法槌》剧组最先铺开的，是属于小演员的篇章。镜头追逐着那个眼眸清澈、带着一丝怯生却难掩坚韧的小女孩，讲述着敖德巴拉法官她生命最初的烙印。
　　陈息坐在导演监视器旁的小马扎上，目光穿透屏幕，牢牢锁住扮演幼年自己的小演员。她穿着不合身的旧棉袄，小脸脏兮兮的，被挤在角落，眼中是巨大的茫然和对未知的恐惧。

　　1959年至1961年，那是新中国史册里凝重的一页。灾祸、饥饿席卷全国。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孤儿院里聚集了大量孤儿，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良，面临疾病和死亡威胁。
　　当时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同志，心里牵挂着这些孩子，夜不能寐。在B市的一次会议上，她遇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请他帮忙支援些奶粉。
　　乌兰夫连声答应，但他想，送奶粉能解决孩子多长时间的问题呢？他提议把孤儿接到内蒙古自治区来，转送给当地的牧民收养。他们把这个想法汇报给周总理。周总理欣然同意，并一再叮咛：“要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安排好！”
　　1960年，来自上海、常州等地保育院里的孤儿，前前后后，差不多有3000名，他们坐上一列列北上的火车，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内蒙古。“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乌兰夫的指示简明果断。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牵头，安排人力、财力，部署接运孩子。凡有接待孩子任务的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在孩子到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敖德巴拉就是其中最动人的一朵花。
　　她小时候不幸有一条腿得了骨结核，收养她的牧民夫妇卖掉了牛羊、马匹，甚至最心爱的雕花马鞍，给她治病。后来长大后的她骑着枣红小马，跑遍锡尼河东苏木的三千多平方公里土地，为居住在那里的2500多口人服务，同时她又是活档案，五百多户牧民的家庭状况，她心中都有一本账，用汉语、蒙古语、鄂温克语、达斡尔语，搭建沟通的桥梁。

　　镜头切到草原站台，一双粗糙却温暖的大手将小娜抱起，牧民阿爸布满风霜的脸庞上，笑容像草原初升的太阳般纯粹炽热。
　　陈息看着，眼皮渐渐沉重。片场的风声、牧羊犬的吠叫、远处剧务的吆喝都模糊了，她仿佛真的置身于那列摇晃的火车，冰冷的铁皮触感透过单薄的衣衫，然后，是那双大手带来的、几乎烫伤灵魂的暖意。她像在梦中经历着那份巨大的颠沛与救赎。
　　醒来时，她睫毛上竟沾着一点未化的霜花，眼神空茫了片刻，才缓缓聚焦在远处苍茫的地平线上，仿佛灵魂刚从六十年前的时空跋涉归来。

　　镜头一转，小娜躺在蒙古包毡毯上，左腿肿得吓人，小脸烧得通红，骨结核病发的痛苦的呻吟细若游。镜头外，是养父母阿爸阿妈压低声音、带着哭腔的争执，然后是阿爸沉重的脚步声远去，再回来时，手里攥着钱，却不见了他最心爱、视若珍宝的那副祖传的雕花马鞍。小演员的表演真挚，将病痛和懵懂中感知到的家庭巨变演绎得令人心碎。
　　陈息看着，左腿似乎也隐隐作痛起来。

　　午休时，她靠在道具马鞍堆旁假寐，立刻坠入梦境。
　　她成了小娜，清晰地感受到左腿骨髓里钻心蚀骨的、永无止境的寒痛，痛得她浑身冷汗。更痛的是，她看到阿爸佝偻着背，将心爱的马鞍递给陌生的商人，那马鞍上精美的雕花在阳光下刺得她眼睛生疼，比腿痛更甚的是沉重的、无法言说的愧疚，沉甸甸地压在胸口，让她喘不过气。
　　她是被自己压抑的啜泣惊醒的，醒来后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紧紧按着左膝上方，久久无法回神，看向养父母演员的眼神，充满了复杂到化不开的感恩与痛楚。

　　拍摄顺利，几天后已经换了一个年纪大些的演员扮演十岁的小娜。这时候她已经能利落地翻身上马，左腿的动作虽不如右腿灵便，却带着一种独特的、与马匹融为一体的韵律。
　　她骑着那匹神骏的枣红小马，第一次独自出发，去往遥远的牧点。
　　广袤的草原在她面前展开，风吹动她额前的碎发，她眼神里有紧张，更有种初生牛犊般的勇气和属于这片土地的归属感。

　　这天，陈息在片场转场的吉普车里打盹，吉普车的轻微颠簸在梦中化成骏马驰骋的节奏。
　　她感觉自己就是那女孩，□□的枣红马温热有力，草原的风带着青草和牲畜的气息扑面而来，吹得她几乎睁不开眼。平方公里不再是地图上的数字，而是切肤感受到的无垠。
　　孤独、壮阔，又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
　　马蹄踏过溪流，溅起冰凉的水花，仿佛也溅在她的脸上。她在这梦境的驰骋中，感受到一种近乎悲壮的豪情，一种要将足迹烙印在每一寸需要法律光芒照耀的土地上的决心。
　　醒来时，夕阳正将草原染成一片金红，陈息推开车门，深深吸了一口凛冽的空气，仿佛要将梦中那广阔无垠的天地都吸入肺腑。

　　拍摄一场多民族牧民间的小纠纷时，十四岁的演员尚未进场，现场只有各族牧民孩子，少女调解员用略显生涩但充满耐心的汉语、蒙语、鄂温克语、达斡尔语交替着，安抚着孩子们，解释着简单的道理，甚至能准确叫出每个孩子家里牛羊的大致数目。
　　陈息靠在一堆道具卷宗旁，在青年演员温和而坚定的四语切换声中，意识渐渐模糊。

　　仿佛有无数的声音向她涌来，汉语的急切控诉、蒙语的悠长叹息、鄂温克语的简洁疑问、达斡尔语的温和辩解，像草原上交织的风。
　　她感觉自己脑中真的有一本无形的账簿，牧民的音容笑貌、家庭境况、草场位置、甚至家里有几头牛、几峰骆驼、孩子在哪上学，都化作清晰的影像和数字，在她意识的河流中流淌、碰撞、归位。每一种语言的切换都无比自然，如同呼吸。
　　导演孙朋喊“过”的声音将她惊醒，她猛地坐直，眼神有一瞬间的失焦，随即看向场中正在收拾东西的小演员和青年演员，嘴角泛起一丝极淡的、了然的微笑，仿佛刚刚真的替他们处理了无数纷争，守护了这片草原的和谐。

　　片场的日子就在这真实的拍摄与虚幻的梦境中交替流淌。
　　陈息的状态让孙朋既惊喜又担忧。她肉眼可见地消瘦了些，眼下带着淡淡的青影，但那双眼睛，却日益沉静深邃，像饱吸了草原精华的深潭。她常常在拍摄间隙望着远方出神，仿佛灵魂已不在片场，而是骑着那匹枣红马，驰骋在锡尼河畔看不见边际的辽阔里，去倾听每一顶蒙古包里的悲欢，去丈量每一寸需要法律守护的疆土。

　　她不是在演，她是真的在前辈磅礴艰辛的生命长河中，一次又一次地沉浮、呼吸、感受。
　　每一次从那些交织着痛苦、温暖、责任与辽阔的梦境中醒来，她都觉得自己的骨血里，又融进了一分锡尼河的风霜，一分牧民的期盼，一分那如草原野菊般在风沙中傲然绽放的、名为敖德巴拉的精神。
　　这场拍摄，对她而言，已然是一场灵魂的朝圣，一场向着一位平凡而伟大女性生命内核的深度遁入。她在敖德巴拉法官的生命一梦里，醒着，睡着，行走着，驰骋着，渐渐模糊了陈息与敖登的边界。

　　锡尼河的初夏，是草原最温柔的时节，倒春寒的凛冽已彻底褪去，盛夏的酷暑尚未降临。
　　天空是清澈的蔚蓝，像刚被雨水洗过。新草绒绒地铺满大地，绿得鲜嫩欲滴，其间点缀着不知名的、星星点点的野花。空气中弥漫着青草汁液的清新和泥土苏醒的芬芳，微风拂过，带来远处羊群隐隐的铃铛声，带着恰到好处的暖意。
　　剧组在养父母家，一座被岁月和风霜浸染得发黑的旧蒙古包前，架起了机器。扮演养父母的阿爸□□和阿妈其其格的，是两位经验丰富、气质淳朴的蒙古族老演员。他们的脸上刻着草原生活的深刻印记，眼神却如初夏的阳光般温暖澄澈。
　　敖德巴拉穿着那半旧但浆洗得干干净净的深色法官袍，戴着菊花别针，骑着她那匹熟悉的枣红马，出现在草坡的尽头。她处理完附近一个牧点的纠纷，特意绕路回家看看。马蹄踏在柔软的草地上，发出沉闷而踏实的声响。

　　“Action！”
　　敖登勒住马，轻盈地翻身而下。
　　左腿落地时，那几乎成为她身体一部分的微滞感依旧存在，但动作流畅自然。她将枣红马熟练地拴在蒙古包旁简陋的马桩上，拍了拍它汗津津的脖颈，低声用蒙语安抚了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