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归魏（上部）》司马宣夜

422、四一八、社交

　　曹植返回封国之后，我的生活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总的来说，就是无所事事。

　　之前曹丕葬礼的时候我最忙，葬礼之后星寰要走，我推掉所有的社交活动，专注陪着他。他走之后又是曹叡的登基典礼，从典礼过后到曹植离京，我的社交中心又转移到曹植身上。曹叡对藩王态度的缓和，朝野上下有目共睹，反对的声音也有，但因为他目前尚未在实际上触及士族的利益，反对者尚未形成声势。也因为皇帝本人态度的改变，朝臣不再视结交藩王为洪水猛兽，特别是曹植这样名声在外的大才子，还是有人愿意接受他的邀请。我和他的来往也很快不是秘密。因为我的名声也不错，短短几天，京城的社交界就传出了“双绝”的名号，把我和曹植相提并论。

　　我当然不敢和曹植相提并论，不是怕曹叡生气，而是怕后世的人笑话。因而他返回封国，我松了好大一口气。

　　但以我的官职，在京城实际上是没有具体事务需要处理的。离开了具体的军权，我就变成了闲人一个。因而黄初六年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社交中度过了。

　　我离开洛阳社交界已经两年多，脱节太久，之前积攒下来的名声显然已经被人淡忘。虽说这两年我一直在江陵，说起来也是正儿八经的边关将领，但这样的成绩在名士圈子里是不管用的。名士们讲究的是学术思想、琴棋书画、政治理念、口才雄辩这些东西，单纯只有军事上的才干会被划入“粗鄙的武人”行列，并不受尊重。

　　其实也难不倒我。我很快东山再起，凭借出色的才艺和对史学的独到见解，在洛阳名士圈中赢得了不错的评价。再加上曹叡也刻意给我制造机会，时常叫我进宫参与政事的讨论，几次朝堂辩论让我在陈群、曹真等人面前挣了不少面子，朝野上下对我的评价更胜出镇江陵之前。

　　努力提升风评之余，我更不敢忘了自己的本分。凭借夏侯霸身居中领军这一要职的便利，我和京畿禁军将领的关系一直不错，闲来无事切磋一下武艺，到暖香阁喝几杯花酒，很快便结交了许多朋友。不仅自己努力，我也让陈庆按照自己的喜好多多结交朋友。以后大家都是要一块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关系融洽总比互相不熟要好。

　　我特别下功夫的还是黄权。因为卢鉴的死，我必须确保他是站在我这边的。我的新旧把柄都掌握在他手里，如果他站在我的对立面，事情会非常麻烦。好在因为他的降将身份，他在魏国朝廷一直处于边缘，没有特别的派系归属。对于我的主动亲近，他也心知肚明。在别人眼中，他就好像变成了我这一派的。

　　对我来说，与黄权结交除了因为“把柄”在他手里，对于我今后的战略构想也十分有必要。黄权是魏军当中为数不多的正牌水军将领，又熟悉蜀中的水路和地理。即便是为了日后的野心，我也不能放任这个宝藏白白浪费。

　　不仅是我无所事事，从扬州军营回来的秦朗也跟我一样赋闲在家。尽管有上次的“五石散”事件，在曹植走后我还是与他们恢复了来往。只是不管他们怎么劝说，我也不肯再碰五石散。出于对我健康的担心，他们也没有硬劝。除了不跟他们一块磕药，其他方面我尽量配合他们的节奏，尽管我越来越有点看不上秦朗跟曹爽的做派。

　　倒是对于何晏，我颇有几分同情。他与金乡公主的感情一直没有着落，曹丕生前没有强行为金乡公主安排婚事。拖到现在，金乡已经过了世人认为的适婚年龄，何晏也一直拖着没有娶正妻。两人心里都很苦闷。但曹丕刚刚去世，也没法向与两人差了辈分的曹叡开口，只好继续拖着。也因此，何晏私下里找我，问我能不能找个合适的时机，试探一下曹叡的口风。

　　“你有侍中的官职，又得陛下器重，在陛下面前说得上话。何况你平日素以稳重著称，若由你来向陛下开口，他即便不同意，也不会在你面前说得太难听。”何晏叹气道，“我不能一直耽误她。若实在不行，我也就死了心，让金乡从此不要想着我这个人了。除了你，我也不知该求谁来帮我这个忙了，叔权。”

　　见他说得诚恳，我对金乡公主又很欣赏，不忍见他们情路夭折，便同意去向曹叡试探说合。不过这个事情讲求时机，我也不能在我俩缠绵之后突兀开口。好不容易有一次白天我进宫，在宫里遇到了金乡公主，趁机在曹叡面前提起她的婚事，才把何晏的心意说了出来。曹叡本来就知道自己姑姑与何晏有情，笑着同意了。

　　“其实朕也有这意思。金乡姑姑年纪不小了，朕必须要为她觅一门亲事。她是个有主见的，竟然说动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同意让她下嫁何晏，朕也不想横加阻拦。只是目前尚在先帝丧期，等先帝满了周年，朕再行操办此事——你回去告诉何晏吧。”

　　我把这番话转告给何晏，他喜出望外，连连向我道谢。我其实没发挥什么作用，这个谢受之有愧。不过我发现，其实曹叡对何晏印象非常不错，认为他才华横溢，堪当重任。而曹丕则觉得何晏华而不实，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一直没有给他任何实质性的官职。我也觉得何晏没有史书上记载的那么放荡不羁。除了学术思想超前，在处理实际政务方面，他至少比秦朗和曹爽务实。

　　黄初六年的洛阳，我这样的年纪已经不算青年才俊，司马懿十七岁的长子司马师风头正盛。司马师年轻、冷静、相貌英俊、文武双全，行事作风十分豪爽，再加上河内司马氏的家族影响，在未出仕的年轻人当中很有号召力，俨然成了年轻人的意见领袖。我家两个弟弟当中，夏侯和把我当神一样崇拜，夏侯惠明显和司马师走得更近。

　　好笑的是，司马师自己的弟弟司马昭却喜欢亲近我。我回到洛阳之后，司马昭三天两头来找夏侯和，顺带来找我，两个人就喜欢跟在我身后当跟班。久而久之，我也接受了自己带着两个小跟班的现状，只要不是去暖香阁，我去参加别的聚会时常常带着他们。一出一进之间，我就像跟司马师互换了弟弟一样。

　　我这样煞费苦心对待司马昭，也是怀着私心的，而且这私心不能对任何人说。通过年轻的司马昭，我得以了解司马家的一些内情，比如司马懿在曹丕死后的一些动向，比如司马师的眼疾。司马师的左眼视力一直不佳，偶尔还会出现头晕的症状，百般求医问药也没有大夫能查出病因。司马昭对此颇为自责，一直认为与兄弟两人小时候在洛阳郊外猎苑受伤有关。但这同样无法证实。尽管父兄都没有责备自己，也没有人认为他应该对此负责，司马昭心里还是存了一份愧疚。这份愧疚他不好意思在兄长面前表露，却对我和盘托出。

　　我知道自己这样挺可耻的，套一个十四岁孩子的话来获取有关他家人的情报。但对于司马家，我实在不敢掉以轻心。曹丕驾崩使得我之前想设法与司马懿交好的计划再次落空，只能从他儿子身上下功夫，看能不能让“司马昭之心”这句俗语也从历史上消失。

　　日子就在丰富的社交生活中一天天过去，远离枕戈待旦、金戈铁马的战场，不再将防御设施、军粮储备、士兵操练作为每天的例行公事，生活显得无比轻松。我感觉好像放了一个长假。感受不到敌国兵锋的存在，和平就在身边，战争仿佛谣言。

　　所以偶尔我也会想起，我是不是该回江陵，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了。但是曹叡不提这事，我自己也舍不得开口。毕竟要是再次离开京城，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与他见面，而我才刚刚习惯这种可以随时相见的日子。

　　自从登基典礼之前，他召我入宫“侍寝”之后，我们找到了新的相处模式。隔三岔五，等他方便的时候，便会专门派一个内侍召我入宫。有时是傍晚，有时还要更晚些，要到天黑之后、宵禁之前。进宫不走正门，专走偏僻侧门。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再由中常侍柳奂亲自送我出宫。

　　相见的地点，起初是在书房，后来他胆子也大了，直接让内侍带我到他的寝宫。寝宫更宽敞，也更舒适。为了不让我在他的御榻上翻云覆雨时有心理障碍，他还贴心地告诉我，这御榻除我以外，从未有别人躺过，更不曾有人在此过夜。我哭笑不得地接受了这种体贴，刻意让自己忽略他有后宫这件事。

　　即便他有后宫，这种短则一两天、长不过五六天的相聚还是让我食髓知味欲罢不能。曹叡不提，我自己也刻意有点不想提，就这么过一天算一天延迟了下来。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来自江陵的信。

　　信是沈钟写给我的。他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马元病逝了。

　　我离开江陵的时候，因为要赶时间而非常匆忙，根本没有余暇安排太多细节，只简单地叮嘱了马元几句。我当时也没法计划自己什么时候返回江陵，心里想着要是不回来了，就写信给夏侯尚，请他把马元送回来就是了。马元没有朝廷的正式官职，实际上算是我的私人雇员，我开口的话，夏侯尚肯定会帮我这个忙。但我万万没有想到马元会病逝在江陵，没等到我回去，也没等到我派人把他接回来。

　　沈钟在信中说，我走之后，江陵的防御没有什么变化，马元也无所事事。不过他牢记着我走的时候叮嘱他的任务，一有空就找唐复帮忙，研究车船的性能和改良方案，写成笔记，在临死前交给了沈钟，他随信一块寄给了我。马元死于风寒，死后就埋在江陵城外。我看完信，觉得心里十分难过。

　　回想起来，马元跟在我身边有好几年了。他一直是个不爱说话，一门心思钻研技术的人，我从不担心他把我的一些秘密泄露出去。他虽然年长我许多，但也不过四十几岁，我没想到他会突然病逝。这几年他帮了我不少，死的时候我却不在他身边，也远远没有给与他应得的回报。

　　马元的死讯和沈钟的书信勾起了我对江陵的怀念。我走得实在太匆忙，那座城池也实在倾注了我太多的心血。我真的能就这样把它丢下，弃之不顾吗？星寰上一次离开的时候，曾经说过江陵是我的福地，要我好好经营。这一次他离开之前，我没有询问他的意见。我想我或许已经到了可以独立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但对于接下来自己要怎么走，这些日子我却在潜意识中做着回避。

　　或许是该认真考虑“复出”的问题了。